中国的大明王朝，对应着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在此时的欧洲，资产阶级渐渐崛起，他们即将登上时代的列车，进而成为改变世界的人。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却像一滩死水般沉寂。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破土而出，但却极其脆弱，最终在历史的变迁中悄然枯萎。

在明朝时期，中国的江南一带，其实已经颇为富庶，当地的富商也不在少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孵化资本家的极好土壤。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当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时，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终归未能破土而出。这种呆板、落后的经济状况，为之后几百年的全方位落后，早早地埋下了伏笔。

那问题来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长不成参天大树呢？

钱穆教授在《中国历史精神》这本书中指出，历史原本是一种多元、复杂的事物。如果我们只从单一的角度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果，总会失于片面，让人无法信服。如果想要得到更让人信服的答案，就必须多方取证，综合分析，通过交叉信源，推导出最终的结论。

钱穆生于1895年，曾在燕京大学长期担任国文讲师。后跟随学校颠沛流离，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学府，并于晚年定居于台湾。在这本书中，钱穆教授也从多个维度，解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本质，及其对当下的指导价值。

而他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恰好可以解答我们刚才的疑问。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死于延续千年的经济制度，仅此而已。

（一）重农抑商的背后

任何一个智商在线的帝王，都从不敢得罪底层的农民。这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绝大多数的改朝换代，都始于土地兼并，终于农民起义。为了确保自己的王朝长治久安，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在想方设法避免土地兼并，以为底层农民求得最后一点生机。既然如此，就必须尽量避免贫富分化的情况出现。

在这种思潮之下，从秦汉两朝开始，诸侯的权力便开始被限制。除此之外，重农抑商这种抑制贫富分化的政策，成为了一种必然被推行的政策。从汉代的文景二帝开始，农民便得到了轻徭薄赋的待遇。而商人却受到了很多约束。不仅官府对他们课以重税，连他们的子弟入朝当官，都会受到很多限制。

当然，之后的那些封建王朝，对“重农抑商”的履行效果千差万别。譬如西晋，便沿袭了魏国的屯田税收制度。哪怕是太平年代，也对农民征收重税。于是，这个奇葩王朝，只存在了50年便灭亡了。

地主家的傻儿子司马衷

而重视农民生活的王朝，其寿命自然更加长久。唐玄宗李隆基，便在早年间主张简朴，还大幅度利用废弃田地，并主张兴修水利，来为农民提供方便。在“重农”的同时，“抑商”可并没有丝毫放松。《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便有这么一句：“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这句话非常好理解：士农工商这些阶层，应该各自安守本分。士族阶层不许经商，不能与工商这些下等人争夺利润。但身为工匠、商人这些从业者，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想加入“士”的队伍，很难！

这便是重农抑商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政策抑制了贫富分化的可能，从而确保了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但在明代，这种理念其实已经落伍了。因为商人子弟在官场缺乏话语权，所以商人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保护。官员对商人予取予夺，大幅度打击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最终断绝了资本主义崛起的可能性。

当大明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行将枯萎时，英国的纺织商人已经进入了下议院，并且逐步推出了许多有利于商业的政策，其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历史的天平，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扭转。

（二）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

我们前面提到，封建王朝限制工商子弟做官。那么官员的主要来源，自然要从农民阶级中产生。许多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凭借着“头悬梁、锥刺股”的努力，最终苦读成才，成为了文官集团的一份子。

而朝中主管经济的官员，当然也要从这些农家子弟中产生。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让这些完全不懂理财的人，去管理那些懂得理财的人，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向来都不是新鲜事。管来管去，终将是满眼混乱，一地鸡毛。

当这些官员告老还乡后，凭借在朝多年的积蓄，他们回乡之后，便会摇身一变，成为乡绅，并且买下田宅，成为地主中的新贵。但值得讽刺的是，那些锦衣玉食的乡绅子弟，并没有商人子弟的危机与变革意识。他们自以为家境优厚，便一路过上了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当多年入不敷出后，便会家道中落。我们从《红楼梦》中贾府的种种现象，便能推演这种一再重演的“阶级下滑史”。

贾府子弟的荒淫生活

所谓“富不过三代”，其实便是这个意思。当旧的地主家境没落后，新的地主又会崛起。财富的一轮洗牌正式结束，其过程周而复始，循环不息。

但在这样的财富洗劫中，富户们丧失了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没有前期的财富积累，资本主义的诞生难度陡然增加。而金融制度的缺失，使得资本沦为一滩死水，最终彻底断绝了明朝资本主义崛起的可能性。

（三）没有金融就没有资产阶级

并非每个敢于创业的商人，都有着足够的家产积蓄。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哈佛大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他的著作《棉花帝国》中提到：在殖民活动渐渐活跃后，英国等国家的远洋贸易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金融业也被带动了起来。有些冒险家在启程之前，完全就是一穷二白，根本拿不出启动资金，但成熟的信贷制度给了他们机会。银行会为他们提供贷款，并帮助他们建起自己的种植园。等到种植园盈利之后，银行再连本带息，收走这个种植园主的部分利润。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存款被进一步盘活。这不仅为银行带来了更多的财富，还促进了殖民地的开发，进而大幅度增强了国家的实力。

当资本被盘活之后，资产阶级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崛起，更是与资本的盘活，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小农经济快速解体。洋务派则积极引入西方的金融制度，这客观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而身在北京的袁世凯，更是史无前例的引入了西方的股票制度，并借此为北京的自来水厂，募集到了一笔重要的资金。

袁世凯推进发行的股票

并存的高风险与高收益，是资本主义独有的魅力，那些保守的投资者，终生无法看见这道风景。

（四）资本主义的本质

政策的抑制与歧视，政治话语权的缺失，金融制度的落后，共同扼杀了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这诸多复杂的因素，造就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但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信贷制度的审核机制，永远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一旦坏账过多，银行便会出现严重亏损，投资股市的人则会信心大减，这将导致股市崩盘，最终引发可怕的经济危机。这种大萧条的局面，或许将会持续多年，对于中产和底层的人民来说，这又是一种财产的浩劫。

我们的未来，终将何去何从？

而钱穆教授，则在这本《中国历史精神》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研究历史，本质上是为了推演未来。因为人性不变，社会自然也不会变，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历史必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时至如今，一代代的经济学家，都在努力从历史中回首过往，并期待在其中，找到解决未来问题的答案。

而这本《中国历史精神》的精髓，其实便在于此处。熟知历史的人，便能以几何般的精准，将未来的局势推演得丝毫不差。立足于故纸堆中，却将目光投向将来，这无疑是历史学这门学问最大的魅力所在。

（完）

（渭水徐公，一个热爱看书和旅行的历史博主。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更大的世界）

参考资料：

《中国历史精神》，【中】钱穆

《棉花帝国》，【美】斯文·贝克特

《旧唐书》，【五代】赵莹

《红楼梦》，【清】曹雪芹

图三拍摄于天津金融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