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公元7世纪到9世纪建于青藏高原的古代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的创立者，是与唐王朝联姻的第33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征服苏毗、象雄等高原境内各族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性政权。公元9世纪下半叶，吐蕃王朝的版图一度与唐王朝、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渐增强，并形成了多条联络唐王朝、中亚、南亚等各地区的国际通道。

通过与外界的密切沟通，吐蕃王族吸纳了来自大唐、尼婆罗

（今尼泊尔）

和印度的佛教文化，又从大唐、波斯、粟特等地引进金银器、珠宝装饰品等制作工艺，同时与大唐、中亚、西亚地区，通过赏赐、贸易等方式获取了各类丝、锦织物。

近日，敦煌研究院开展“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来自海内外的近三十家文博机构提供了120余件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展现了吐蕃贵族生活的历史面貌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互动。从这些文物当中，我们可以一窥湮灭于历史风尘之下、曾经威震高原腹地的王朝生活缩影。据敦煌研究院介绍，此次展览为国际首个吐蕃时期艺术展品大展，展览为期110天，于10月22日闭幕。

下文展览文物梳理介绍，综合整理自展览策展人、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大卫·普利兹克导览讲座内容，四川大学博物馆学、考古学专业教授霍巍的分析文章《吐蕃王朝的遗宝与“高原丝绸之路”》，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文字介绍，由敦煌研究院提供。同时，参考林冠群《唐代吐蕃氏族》

（《中国藏学》，2010年02期）

。

王朝的黎明：史前青藏高原

在吐蕃王朝即将形成之际，青藏高原中部的各部落，生活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大河谷及其支流地区。他们形成了小规模的氏族团体，频繁的战争使得部落联盟的建立变得至关重要。在最早的历史时期中，政权被人们描绘成一种基于萨满教教义的神权统治，这种统治强调山神、献牲、立誓和君权神授的重要性。

关于吐蕃的文字记载，始于7世纪。因此，7世纪之前的吐蕃历史，被称为吐蕃的“史前史”。下图的两件文物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于西藏阿里地区。左为动物纹金面具，右为丝织品。它们来自公元2世纪的象雄王国。象雄建立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元年之间的铁器时代，亡于公元645年。下图的丝织品来自于汉晋时期，说明在2-3世纪，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活跃。

2009年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曲踏墓地出土文物。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收藏。

展览第一单元展品之一：嵌红宝石随葬金面具（乌孙或西突厥，5至6世纪）。1997年新疆伊犁州昭苏波马古代墓葬地出土，新疆伊犁州博物馆收藏。随葬金面具体现了当时的萨满教信仰。

据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解读，展览中的黄金面具，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区域独特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也证明西藏西部与南亚和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近年来，各国考古学家分别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段、西段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黄金面具，如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均有出土。它们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均利用黄金薄片采用锤揲法制成，面具大多固定在纺织物上，其上多用色彩勾画出五官和胡须线条，装饰在死者面部。

四个阶段：登上历史舞台的吐蕃

7-9世纪的吐蕃时期，被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吐蕃在王朝形成的过程中，与周邻文化进行全面接触——从印度、尼泊尔吸纳了佛教文化，从中原地区学习政治体制，还把中亚地区的医师、艺人、学者请到了宫廷当中。吐蕃游牧王廷的鼎盛实力和多文化的交流融合，为西藏后来许多社会、政治、技术和宗教奠定了基础。

在大卫·普利兹克的讲述中，吐蕃时期有四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囊日松赞时期

（另译“南日松赞”，《新唐书·吐蕃传》称他为“论赞索”）

。囊日松赞是松赞干布的父亲，也是第一位向隋朝遣使的吐蕃赞普

（约公元608-609年）

。

第二个重要阶段为松赞干布时期，他将吐蕃的版图扩展到雅鲁藏布江大河谷以外。吐蕃王朝建立之初，为稳定局势，松赞干布求娶了尼婆罗的公主和唐王朝的公主。起初，吐蕃求亲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吐蕃出兵威胁，双方交战。战后，吐蕃遣使请罪再次请婚，唐太宗将一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下嫁吐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唐王朝西部大片地区。在赤松德赞在位期间

（755年-797年）

，吐蕃达到空前的鼎盛。

公元786年到848年，吐蕃占领了敦煌，并在敦煌推行吐蕃化政策。在这一阶段，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受到吐蕃统治者的支持，取得独尊地位。

敦煌莫高窟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

158窟开凿于中唐晚期，开凿之时吐蕃占领了敦煌。《各国王子举哀图》描绘了释迦牟尼去世，吐蕃、回鹘（又作回纥）、粟特等各国悲哀痛哭的场景。西域各国以特殊的刺心、剖腹、割耳、削鼻习俗来表达悲痛。《各国王子举哀图》，表现了当时多文化交流的景象。

理解展览的关键：神圣王权的象征

吐蕃墓葬棺版画中展现的贵族着装。

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主要意图在于表现吐蕃王朝与周邻诸国的文化交流。理解这些展品的关键，在于把它们的出现置于高度仪式化的王权象征语境之中。在研究文物与吐蕃早期历史关系的过程中，“神圣王权”概念为研究提供了指引。“神圣王权”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吐蕃开始赋予其统治者以个人魅力，王权的仪式化所呈现的，是吐蕃文化对于“权力”、“神性”等概念的理解。

绘制有“国王”形象的织锦局部。

上面这幅织锦图案，呈现了吐蕃文化如何展现神圣王权。织锦原貌呈90度的扇形，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织锦中的国王由两只公羊支撑着，脚踩珍珠，衣服和周边都绘有精美的纹饰，国王的王冠则带有明显的萨珊风格

（萨珊王朝，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

。根据图案展现出来的细节，我们无法判断他究竟是哪位国王。但从纹饰之中，我们可以一窥吐蕃对权力的理解。

吐蕃时期（608-866）贵族猎狮纹箭筒装饰金牌。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基金会收藏。

上图中的金牌，描绘了吐蕃赞普狩猎狮子的情境。吐蕃赞普依然头戴萨珊风格的皇冠，这种类型的皇冠在当时中亚诸汗国中较为常见。这块金牌的特殊之处在于，狮子的形象几乎与赞普融为一体，象征了吐蕃赞普的力量和权力。

唐代凤凰金银饰片。

另一个可以体现吐蕃王权象征的是凤凰形象。在吐蕃文化当中，它通常与皇后的“后权”联系在一起。上图的这只凤凰饰片出土于陕西，饰片中的凤凰较为艺术化、抽象化，代表了唐王朝的艺术风格。相比而言，展览中呈现的吐蕃凤鸟图案则体现了另外一种风格。

右为凤鸟纹鎏金银饰片（中亚，7至8世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收藏。

与唐代风格相比，吐蕃风格的凤凰显得更为强壮。吐蕃凤凰的羽翼是朝下的，尾翼强壮；唐代凤凰羽翼是朝上的，尾翼的线条更为纤细。

右为凤鸟纹鎏金银饰片（吐蕃时期，608-866）。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基金会收藏。

上图右下角的凤凰图样，吐蕃风格更为明显。它的羽翼和尾翼更为强壮丰满，与唐王朝纤细优雅的风格形成更强烈的对比。爪子、鹰喙以及大张的翅膀都是战斗者的象征，草原艺术中的禽类和兽类会被刻画得无比凶猛。

展览中的金银饰片展台。

弹琵琶迦陵频伽鸟鎏金银饰片（吐蕃时期，608年-866年）。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奏乐的迦陵频伽可能是宴会的侍者。在天国，侍者也可能是王室成员，因此每个形象都戴着王冠。

文物中的吐蕃贵族生活

展览第三到第六单元，从贵族营地、盛装、飨宴、狩猎四个方面，展现了吐蕃贵族的日常生活。

在吐蕃时期，赞普和主要的氏族首领有举行年度集会的传统。集会中他们会在毡帐内设宴，宾主和宾客会盘腿坐在地毯上。将朝堂设置在装饰精美的毡帐内，也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传统。这些毡帐是可移动的，游牧民族的首领会通过精美的毡帐装饰来彰显实力。

两幅联珠纹团窠对鹿纹挂锦。分别由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和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基金会收藏。

贵族盛装单元中展出了一件披风，它有两条从肩部垂下的装饰性假袖

（或为长飘带）

。下图中另一件展品为小孩的成衣，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为数极其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这件童衣用来自粟特和唐中原地区的不同丝绸制成，很可能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吐蕃贵族制作的。童衣上部所用的联珠对鸟纹具有典型的粟特风格，起源于萨珊波斯的团窠纹。团窠纹是当时波斯丝绸最显著的纹饰特征，这种图案经过改造后，在从中国到拜占庭的丝绸上，占据纹样主流达数世纪之久。

吐蕃服饰。

装饰有团窠纹的织锦。团窠中间是一对形象程式化的鹿。

在建立王朝的过程中，吐蕃的某些习俗和仪式都被用来加强赞普及其政权的权威。联姻、进贡、飨宴和狩猎都属于王室的盛典。以狩猎为例，它并不单是猎取食物的方式，更是一个展示个人军事敏捷性和统御部队能力的机会。在展示狩猎场景的艺术品中，通常会描绘强大、美丽和警觉的动物形象，以象征神性和王权。

这件展品体现了吐蕃贵族猎鹿的过程。盘中的所有鹿的形象代表了同一只鹿，展现了鹿被猎杀的全过程。

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认为，吐蕃金工浮雕上所用的动物图案的数量远多于人物纹样和叙述场景

（这在萨珊艺术中非常常见）

，但是，看似满足吐蕃王室审美倾向而大量使用的动植物纹样，实则暗含王权的象征。

据霍巍解读，吐蕃人对马、牛、羊、鹿等各种动物纹饰显然十分偏爱。在大量的金银饰片上，这些动物形象常常作为最为显著的主纹出现在图案当中，它们或者昂首挺立，或者扬蹄奔腾，雄健威武。在这些动物原型的基础之上，吐蕃人对其加以了大胆的艺术夸张，许多动物都在其肩部装饰以粗短的双层或多层羽翼，成为传说中的翼马、翼羊等“有翼神兽”。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曾经流行大量有翼神兽的形象，吐蕃金银器中这类有翼神兽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于中亚或北方的草原文化的影响。

吐蕃的佛教艺术

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王朝在立国之初，便从东方的大唐王朝和西方的尼婆罗王国同时引入了佛教及其佛教艺术。佛教大规模地、正式的传入西藏，学术界一般认为应该是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时期算起。西藏佛教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也应与佛教的传入同步发展。

松赞干布去世之后的两代赞普因忙于内部平乱和对外征战，无力顾及发展佛教。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在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

（即赤祖德赞，公元815—838年在位）

时期，吐蕃王室大力扶植佛教，广建佛寺，并迎请印度著名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兴建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在雪域高原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佛寺、佛塔、佛教造像和绘画等诸多佛教艺术品。

时至今日，能够保存和流传至今的西藏早期佛教艺术品已经十分罕见。此次展品中一批佛教艺术珍品，可以让我们窥见来自不同地区佛教艺术的源流其及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释迦牟尼铜造像，印度（比哈尔邦 )笈多王朝晚期，6 至 7 世纪。北京止观美术馆收藏。

上图这尊立佛是笈多造像的代表作，呈现出尼泊尔曼陀罗的艺术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佛的指尖明显呈蹼状，这一特征在印度早期雕塑中很常见，可以追溯到贵霜时期制作的青铜像，蹼状手指在印度很快就消失了，不过它却在尼泊尔继续沿用了一个世纪。

作者：新京报记者 吕婉婷

编辑：李妍；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