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史

例，判例也。引例入律，甚至让例优于律，曾是中国古代立法的一大原则。

如清朝自乾隆五年(1740年)《大清律例》编成后，律文作为成法不再修改，而以增例弥补律文之不足，形成了五年一小修(例)、十年一大修(例)的定制。此后，大清律的变化，在例，不在律。

但是，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却痛感因例破法所造成的后果。他借用参知政事龚茂良的话，表达内心的愤懑:

“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柄“。何也？

据张晋藩先生研究，顾炎武之愤懑，是因为领悟到明朝之兴，在于太祖朱元璋制定严明的法律，并且重用执法的廉吏。而明朝之亡，恰恰亡于一切非法都变成了合法。

宦官专政，就是实例。

在宦官专政的背景下，发挥不了法律的治世功能。至于执掌法律的官吏，多听命于宦官，不以违法为意。

因为，明中叶以后，多以制定条例取代《大明律》，以便于皇帝任意援例破法以行其私。随着皇权的膨胀，条例也日益增多，以致法例冲突和国家的无序。

黄宗羲有感而论，“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王夫之主张:“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他反对法外有例，例外有令，要求“择折狱之吏，申画(划)一之法，除条例之繁，严失入之罚，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

顾炎武进一步论证：“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而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已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

王夫之还从社会的复杂性与犯罪的多样性来论证法律的局限性。

他说:“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法律既然不可能完全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问题，因此执法者还须“尽理”、“原情”，即做到原情定罪，论罪量刑，酌理参分。或当罪，或“曲宥”，都须依法、明慎，但不能借口明慎而留狱，“留狱者，法之为大扰也。”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