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史上，米芾的地位很高。其人其事一如他的画作，林木掩映，烟雾缭绕，真真幻幻、迷迷茫茫，但峰峦毕竟遮不住。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山人等，世居太原（据其姓氏，有专家推测他祖籍中亚，是昭武九姓的苗裔），后迁襄阳（在今湖北）。

虽然不是能吏干员，但米芾的士大夫却做到了家。他气度很好，“风神散朗，姿度環玮，音吐鸿畅，谈辩风生”，还精鉴古物、书画，赋诗为文“皆自我作故，不蹈袭前人一言”。其书艺特妙，行书尤精，苏东坡“谓其文清雄绝俗，谓其字超妙入神”。他交了很多名人朋友，“拗相公”王安石对他很推重，大文豪苏东坡则“恨知之之晚”。

米芾是大才子、大名士，这类人物常常慕奇好异，但米芾的奇异却真可谓集大成、旷古今了。他热衷奇装异服，衣冠爱仿效唐代制度，宽袖博带，招摇过市，引得众人围观，他却因之得意非常。

他喜戴高檐帽，帽檐太高，坐不进轿子，就令拆去轿顶，露帽出行，晁以道说他的怪模样就像乘囚车游街的鬼章俘虏，他高兴极了。

他生性好洁，衣冠、器用不肯让人动，更不穿别人的衣服，不用别人的东西。身边常常摆着清水，频频洗脸，但不擦拭，人称“水淫”。

当了太常博士，就要去祭祀，但其祭服因反复洗涤，洗去了花纹，结果遭到贬黜。周穜与他交谊深厚，他向周夸示美砚，周先净手，他大喜，周却要逗他，不等清水送到，就用口水试验发墨效果，他勃然变色，要周把砚带走。

女儿该出嫁了，他选中的是段拂，段拂字无尘，他说：“既拂灰，又去尘，正是我的好女婿。”就把女儿嫁给了段拂。

这似乎是洁癖，不过，在米芾却属矫情，是他标榜邀名的手段。人家去拜访他，刚接下名片，就须洗手，但在衙门里传阅公牍，却从不洗手。有个宗室贵族想试试他洁癖的真假，便大张华宴，而为米独设一榻，令兵卒为他端菜送酒，让丽姬美妓去侍奉别人。那些人大吃大喝、杯盘狼藉，十分热闹，米芾先硬挺了一阵，却终于打熬不住，便凑进人堆，去寻欢作乐了。

论起疯癫的本领，高超不过米芾。他写信写到套语“芾再拜”，还真的放下笔，整衣拜上两拜。他爱石头，家中藏蓄不少，得到一块砚山，便抱着睡了三天，还请苏东坡为之作铭。知无为军（今安徽无为）时，听说河中有块很大的怪石，就令人搬入衙门观赏。石头运到，他见而大惊，当即命备酒席，自己则整理衣冠，对石揖拜，嘴上还要念叨：“我盼着见到你老兄可有二十年了。”因此，他虽丢官，却博取了更大的名气，“米芾拜石”因此而哄传人口，成了中国绘画常见的题材。

他还爱砚，写过一部《砚史》，的确很有心得。他胆子也大，认准了皇帝的风雅病，就敢敲诈。一天，徽宗召他来写屏风，写罢，捧着御砚跪下启奏：“这砚台已被我用过了，不配让您再用，请赐我吧。”徽宗大笑，就给了他。谢罢，抱砚便走，欢天喜地，他是以洁癖标榜的，但此刻，袍袖沾染墨渍也全不在乎。这是卖癫，可那洁癖也露了馅儿。

对钱财，米芾并不吝惜，而对酷嗜的法书名画，却百计搜求，正当的手段是购买和交换。他藏画最多，但对书法的挚爱超过绘画，故常向友人以画易帖，甚至可以十画易一帖。

他的一些收藏手段很无赖。他善临拓，又精装裱，造假作伪足可乱真，借到好字好画就临摹，归还时，常把真迹、赝本一道带去，让物主自己挑选，物主往往吃亏上当，选中赝本。他的宝晋斋收藏宏富，但有不少是这种来路。为了搜求，他还会撒泼放刁，以死威胁。他最爱晋人书法，一次在船上，见到人家的晋帖，就提出以画交换，或者干脆索要。物主不肯，米芾就大呼小叫要投水，物主怕他真有个好歹，只得应允。这样的事，他闹过不止一次。

当然，米芾又是在卖癫。著书立说时，他讥笑过类似的视物如命的人。他说:“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而适其欲，乃是达者。”理路多清楚，那么他的投水呢？米芾以精鉴饮誉，著作里，他反复夸耀自己的法眼识真，但在其藏品中，依然赝本多多。为此，苏东坡、黄山谷都曾讽刺过他，杨次翁的讽刺就更妙：杨请米芾吃假河豚，米一看不对，就犹疑不食，杨说：“别怀疑了，这是赝本。”

如果作个比较，米芾于书法致力更多，成就更高。苏（轼）、黄（庭坚）、米、蔡（京或襄）为宋代的书法“四大家”，其中的米就是他。于画，他虽从事较晚，但因天分极高，闻见极广，故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的绘画题材有两类，一类是人物，一类是山水。他画的人物有写真、古今名士，而主要的还是古忠贤像。他曾画晋唐间忠臣义士像数十幅，挂在斋壁，被许多人临摹，流传颇广。他自称：“李公麟病右手（时在公元1100年，距米芾去世还有七年）三年，余始画。以李尝师吴生（吴道子），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恺之）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又李笔神采不高，余为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师而能，以俟识者。唯作古忠贤像也。”

米芾《箧中帖》

画古忠贤像自然有教化、劝戒目的，但他所画的山水树石却纯属文人墨戏，这也是他创作较多、影响很大的题材。米芾“多游江湖间，每卜居，必择山水明秀处”，画的也是他迷恋的南方秀色，画面“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是一种不拘成法、勇于创造、融入书韵、崇尚天真、传达意趣，反对富艳、抛弃格范的写意山水画。米芾的画迹惜已无存，但其子友仁（公元1086～1165年）继承家法，尚有作品传世，从其《潇湘奇观图》《云山得意图》的寂寥山川、迷濛烟雨中，应当还能体会米芾山水画的风范。

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局部）

米芾的山水墨戏“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更不作大图，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据说，他的挥洒工具很随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即莲蓬头）”，但对画地有严格的选择，“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创作中，他信笔由心，“不取工细，意似便已”。稗史记述过他的创作状态，宋徽宗召他来写字，殿里张出长宽各二丈许的大绢，皇帝在帘里看，令别人陪伴他在帘外写，只见米芾“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听说皇帝在看他，就回过头高声说：“奇绝，陛下！”尽管他的画幅不大，“跳跃”不得，但书画相通，作画时，他也一定是很亢奋、很激越的。

“米氏云山”是文人画的一个典型，伴同文人画的昌盛，其影响也逐渐扩大，专学的已然不少，涉猎的更难以数计。从尚天然、重韵味的角度看，“米氏云山”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但后世的辗转模仿也流弊不小。“米氏云山”的面貌本来已不丰富，陈陈相因便更显单调，兼以“米氏云山”是才人画、名士派，而才情、逸兴却是绝对学不来的，凡夫俗子毕竟太多，苦学它，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再无风雅可言，摹“放”效“简”，终入魔道。

说到影响，米芾的画论不容忽视。他虽才气纵横，但性偏执，好大言，党同伐异，绝不含糊;其言辞之激烈、痛快，乃至尖刻，不让今日急欲开宗立派的批评大师。这也难怪，那时文人画大旗方张，不振聋发聩，矫枉过正，成事也难。或许若世无米芾，文人画也没有那般声势。因此，他持论偏激，对古今画家颇少许可又情有可原。米芾于山水议论最多，尤其令他心仪的是五代时的南唐画家董源。他评董画为“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具体分析是“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这也恰是“米氏云山”的渊源。

自五代始，中国的山水画有了北派、南派之分。北派的领袖是荆浩、关仝、李成、范宽，南派的代表是董源、巨然。显然由于地貌、气候和普遍性格的关系，北派的山水偏于雄奇开阔，南派则倾向灵秀空濛。两派虽各有千秋，但在北宋的前期和中期，山水画大体是北派的一统天下。及至后期，情况有了变化，董、巨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后世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尤其尊崇的楷模，而北派则渐次式微。扭转风气的关键人物就是米芾。

董源的《夏山图》

米芾的志趣不在安邦治国，全在艺事。但他仕途困顿，数遭贬黜，仍令烦郁不平横亘于胸，他是痛快人，要宣泄，就把那烦郁不平化作惊世骇俗的奇异癫狂。若有必要，他也会正色“辩颠”。真颠假颠，亲朋好友自然心中有数。黄庭坚就曾代他剖白：“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苏轼赞赏他，但当他“辩颠”之时，却要调侃。一日，苏轼请客，米芾等十多位名士都在，半酣之际，米芾突然起身，对苏说：“世人都说我颠，请您评定。”东坡多幽默，借出孔夫子的名言回答他：“吾从众。”引得合座大笑。

公元1107年，米芾的人生大幕落下。据说，他死前仍有一番表演。先将死期告诉属下，又抬来棺材，设下便座，时时坐卧其间，办公视事，还“洋洋自若也”。到了日子，留下偈句，说:“来自众香国，也回那里去。”按遗命，他被葬到了丹徒（在今江苏）五州山，那里是一片江南美景，是他挚爱的真实的“米氏云山”。

《烟霞丘壑》

作 者：尚刚

绘烟霞，描丘壑，展现中国绘画之美；

识名家，品逸趣，体悟大师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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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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