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长庆集》收录了白居易的众多判词。

对于白居易，可以说妇孺皆知了，那是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留在人们心目中的。然而，这并不是他的“庐山真面”。

要知道，白居易考中进士之后，正是以“书判拔萃科”的甲等生步入官场的，他是从写得一手好“判词”起家的；他最先当的官就是陕西周至县尉，承担着“县公安局长”的主要业务，后来又当过江州司马（军内法官）、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又当过刑部侍郎，每一个职位都与“法制”息息相关，都需要他付出大量心血去认真对待，所幸他都得心应手，曾获得“贤刺史”之称。这名声可不是浪得的，他必须面对繁重的地方政务，征役、收税、断案、平乱、劝农、兴学、水利、赈荒，抚安军民，哪一样不要付出心血？哪一样不要作出有序的安排？难得的是他能以闲旷的心态去应对一切。这构成了他官场生命的主体部分。

仅从“法制建设”这个特定角度来看：白居易具有重要贡献。他写出了《策林》等系列文章，总结出唐代“刑礼道迭相为用”的综合治安术，历史上很有影响。以狱案审判来说，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书判”之一“甲乙判”的作者。唐宋明清为期千年的科举考试中，都有“书判”一科，能写出一手合格的书判，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功，是入仕做官者的基本素养。而白居易的“甲乙判”一直是人们入手模拟的教材与样板。宋元明清历代官场名僚，大多以“书判拔萃”“明于体用”入仕，走着白居易的路子。可见，判词这种文体对于应试的读书人的实际价值，超过了其传唱的诗歌，且更为直接。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国家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可见其书判影响之大。

白居易的判词，是当年社情与政风的产物，因而比起作为“文艺作品”的诗赋来，更贴近、更准确地反映着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与历史真实。这里，解剖他的一则判词《冒名事发判》，看看白居易“甲乙判”的体式。原来，丁某人钻空子，冒名顶替，成了县官。他倒也干得不错，后来被揭发了，该给他判刑；而他的上司却为之求情，说：丁某有善政，是个人才，请免了他的罪，索性“真授”，让他转成真官，“以劝能者”。法司认为这就乱了国家法度，不予批准。

对此，白居易强调依法办事的原则，提出了严惩欺诈的判决意见：

“得：丁冒名事发。法司准法科罪；节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请免罪授真，以劝能者。法司以乱法，不许。

“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失人犹可，坏法实难。

“丁僣滥为心，俯俛从事，始假名而作伪，咎则自贻；终励节而为官，政将何取？节使以功惟补过，请欲劝能；宪司以仁不惠奸，议难乱纪。

“制宜经久，理贵从长，见小善而必求，材虽苟得；逾大防而不禁，弊将若何？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惩行诈，勿许拜真。”

该判词翻译成白话文则是：

过轻处罚则容易导致骄奢淫逸，过重处罚又不利于人心向善，损失人才事小，违法乱纪事大。犯罪嫌疑人想将功补过，才勤勉做事的，他冒名顶替为官本应而受到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最后却因为他勤勉为政而授予官职，那么这样的勤勉为政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节度使以功大于过三七开为由，请求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司法机关认为，国家不应当仁慈到无原则地纵容作奸犯科之人，而应当筑牢防线，让犯罪嫌疑人不想犯、不敢犯、不能犯。

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考量，只要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即便是普通的一般性人才，也应当选用为官。相反，虽然有大才业的人难得，以至于违反党纪国法而不加以禁止，其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挽救时难危局不在于一二个人，遵纪守法应当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有关规定来行事，因此，一定要惩治冒名顶替为官的行为，绝不允许正式任职。

该判词先讲惩治原则，有高屋建瓴之势：“宥则利淫，诛则伤善。失人犹可，坏法实难。”此语掷地有声；再讲事件要点，要言不烦；剖析事理，入木三分。最后，作者申论道：“济时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提出审决意见，一锤定音：“勿许拜真”！

该判词成了宋元明清历代应试考生必学必拟的模范作品，可见其价值。

作者：陈鸿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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