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1946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主任,红色潜伏特工

在国共情报保卫战线上,建国以前,可谓风起云涌。虽然,今天我们夺取了最后的胜利,国家建设也日益繁荣昌盛。但,一切都是血铸成的江山。

​在刀尖上的舞者,永远面对着的是生与死的刹那。从顾顺章叛变开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经历几次大的震动。如抗战时期的“南委事件”、解放战争中的“王石坚系统全盘破坏”,台湾“地下组织”全盘破坏等一系列。还有就是国民党情治系统今天仍作为案例教材的所谓“华北谍案”。

马歇尔

​1945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

1946年1月,在北平成立了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这个调处机构,一共包括国共和美国三方的代表,国府代表是当时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共方代表则是后来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至于美方代表人员,自马歇尔以下,也有很多人到了北平。

那时,北平市政府为了招待国际友人,就在东交民巷台基路,旧奥国公使馆的故址,组织了一个‘中西俱乐部’。这里环境清幽,院内花木扶疏,绿茵铺地。俱乐部设备硬件之完善,在当时可算相当高级了,有餐厅、有茶室、有酒吧间、有休息室、有网球场、有游泳池;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宽敞堂皇的聚会室。如果要有人利用这里开开会、请请客,可以说是最理想的所在。

国民党二级上将孙连仲

​中西俱乐部既是为了军调部而设,周围都设有岗位,以资警卫。当时中共要员如周恩来,叶剑英、徐冰等,都常在这里出现。除了军调部的人员以外,那时的北平行营参谋长王鸿韶夫妇、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夫妇、北平市市长熊斌夫妇、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夫妇等,都在这里时有出入。

还有便是第十一战区的较高级人员,如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余心清和他的小女儿、第十一战区司令部高参兼军务处处长谢士炎、外事处处长胡钟京、副处长陈融生,以及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丁力行等人,都成为俱乐部的常客。当然,这都是沾的孙连仲长官的光,因为如果没有特别许可证,这里照例是要挡驾的。

余心清

​在这些人之中,最活跃的就是余心清。他身材高瘦,斑斑白发,脸上从来都带着微笑,对谁都很热情。他经常穿一件白色毛线上装,白色短裤,白色毛袜,脚下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手上拿着网球拍,十分时髦与讲究,在球场上驰骋。孙连仲夫妇都喜欢打网球,余心清便成了他们的一个良好对手,在表面上,余心清跑到俱乐部来,似乎完全是为了要陪上司打球。

除了余心清以外,谢士炎、陈融生、丁力行这几个人,在俱乐部里来来去去,也非常熟络,常客都能经常遇见他们。

陈融生是第十一战区外事处的副处长,丁力行是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他们两人经常伴随在孙连仲左右,还说得过去。谢士炎,他身兼军务处长,掌管的业务又属于单纯的军事性质,他本身的工作本来很忙,跟这些人又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他为什麽要经常的往这里跑?这些蛛丝马迹,引起了北平保密局兴趣。

在那一段时间的华北战场上,国共两军作战,国民党指挥机构高层已经感觉到了问题,当国民党军集结准备攻击之时,中共军队总是事先迅速藏匿,国民党军失掉许多次捕捉共军主力的好机会。相反地,假如是国民党军小规模出击,又一定会遭受中共部队有计划的奇袭,被中共军队吃掉。中共军队对于国民党军出动的时间、地点、兵力等等,都弄得非常的准确,一定是有中共的情工人员潜进了指挥机构要害部门。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门口留影

​1947年,夏。国共调处宣告失败,华北国民党当局计划实行一次对中共的‘冀中扫荡战’,为了要捕捉中共华北聂荣臻的主力,国民党军动员了四个军的兵力,准备集中使用。此外,还把傅作义所部第35军,也由察绥方面抽调过来,希望一举把聂部歼灭。事前国民党军在兵力调动方面,粮秣弹药准备方面,都做到了相当保密的程度。可是,当大部队开始行动以后,沿着平汉铁路北段两侧,如保定、高阳、博野、蠡县,望都、无极,一直伸入定县城郊这些地带,但连半个中共军队人员的影子都没有碰到。不仅如此,而且早在几天以前,中共已经在这些地方实行了‘坚壁清野’政策,把所有的健壮男女,以及粮食、锅灶,全部迁徙一空。剩下来的只是一片荒凉的村落,和少数老弱妇孺,让国民党军白费一番气力,辛苦部署,毫无收获。

如此,华北国民党军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认为自己军事系统里,已经被中共情工全面渗透,战争如果这样进行下去,胜负的天平很难说了。必须从反谍和保密这两方面同时入手不可。

军统元老,时任保密局北平负责人马汉三

​说到反谍,自1927年起,国共双方的谍战就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客观地说,在各个历史时期,互有胜负。当时在华北保密局的负责人员马汉三、倪超凡、毛惕园、张公度等,即开始决定了初步的侦查工作。

第一,是注意检查邮电。

第二,是截收各无线电台所收发的电报,拿来加以分析;

第三,搜查本市的秘密电台,以期发现新的线索。

保密局真工作起来,效率还是不错的,初步侦查的结果,因为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知道了国民党方泄露出去的电报,对于国军调动的日期、地点、人数、装备,和部队作战能力等,都非常正确。而且情报传送异常迅速。这绝不是一个普通间谍人员所能担当的任务。于是,更进一步的缩小侦察范围,将侦查方向重点转至指挥部里的高级幕僚人员方面入手。

根据以上线索,经分头严密侦查之下,这个案子迅速有了一个相当的头绪。

和孙连仲‘中西俱乐部’打网球的余心清,和十一战区长官部的军务处处长谢士炎,以及孙连仲的机要秘书丁力行等人,成为了保密局名单上的重点怀疑对象。至于那个‘中西俱乐部’,很可能就是他们经常连络和交换情报的所在。

保密局并没有吃干饭,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其判断的正确性。

余心清在中共建政后,成为了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安徽寿县人。彼时在北平,他已经六十左右年纪。

余心清毕业于神学院,是一个‘基督教徒’,早年曾在河南开封教堂做过牧师。

1922年,‘基督将军’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由于冯信仰基督,常赴教堂做礼拜,因此就和余心清认识了。

冯玉祥

​在保密局的档案上是记录的:余为人小有聪明,嘴又能讲,和冯玉祥很谈得来。冯便邀请他到军队中做传教工作。从此以后,西北军的人,都知道他们军队里面有了一位‘余牧师’,而不呼其名。从那个时候起,余心清便加入了西北军工作,他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担任‘西北军子弟学校’的校长,西北军的官兵,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没有不认识他的。

余心清的政治欲望很高,又因为长期追随冯玉祥,在心理上未免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对蒋介石有着极端不满,凡是有‘倒蒋’的运动,他一定参加。1934年‘闽变’,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他还是跑了去,当了一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短命经济部长。

闽变失败后,他成了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名单”上的人物,所以他一直是到处‘躲躲藏藏’,不敢公开露面。一直的到全面抗战,全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蒋冯二人都携手合作了。余心清被解除了通缉,重新公开出来活动。

在抗战时的重庆那段时间,余心清就住在冯王祥家里,他的英文底子不错,常常替冯翻译一点文字,对外宣传。此外,也由他替冯联络联络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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