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可能有的小伙伴会在脑海中画个问号，三国时就有特务？
对，三国时就有了特务，曹魏、孙吴两国都用过一段时期，不过那时特务的名称叫做“校事”。
“校事”这个称呼，看过《大军师司马懿》的小伙伴一定都有深刻的印象，剧中司马懿的宠姬柏灵筠，还有那个叫汲布的武士，都出身校事府，身份就是特务。
校事就是特务，专家学者们早有定论。清人俞正燮在其《癸巳存稿》中指出：“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北魏候官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明朝厂卫大家都知道，是公认的特务机构，校事和厂卫差不多，那性质上肯定也是特务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明确指出过，校事其实就是特务。
《军师联盟》中的柏灵筠，出身特务
校事的职权，在《大军师司马懿》中有所体现。比如校事府派人监视司马懿，在司马懿家门口搞写生，把所有出入的人物都画了下来，相当于在司马懿家门口安装了一个监控探头。
在历史上，这个叫刺举权。刺举权，是指校事负责监视和检举不法的或者对君主不忠的官吏和臣民。被监视的臣民，事无巨细，官无大小，校事都要及时向君主汇报。《三国志》《资治通鉴》提到校事，用的“密谮”、“举”、“白”等词语，都和刺举有关。
除了刺举权，校事还有下面这几种权力。
检查权，可以对中央、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进行检查，并把结果直接向君主汇报。比如，曹魏校事赵达曾检举尚书郎徐邈，说他违反禁酒令，而且还是在上班时间喝酒；还有一个不记名的校事检举宜阳典农刘龟，说他“窃于禁区射兔”，违反了禁猎令。
曹魏名臣徐邈，曾被特务举报
抓捕、判决的权力。校事和一般监察官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有判决权，而且，必要时校事可以凭借自己意志，不需证据就能判决。比如，东吴校事吕壹认为左将军朱据有经济犯罪的可能，就抓了朱据主管的军吏严刑拷打，最后把军吏给活活打死了，而军吏的直接领导朱据对此竟然毫无办法。
直接对君主负责、其它人不得干涉的权力。为了保证校事直接对君主负责，贯彻君主的真实意图，曹魏、孙吴都给了校事独立行事的权力，校事在行使权力时，不允许任何机构或者个人干涉。上至中央大员，下至地方小吏甚至平民，他们的职务行为，日常行为，言谈举止，思想动态，都在监察范围之内。
所以曹魏当时的官员黄门侍郎程晓这样评价校事：“上察宗庙，下摄众司， 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简单翻译过来就是，校事的监控范围无穷大，想查什么事，想整什么人，全凭心情，没有限制。
东吴左将军朱据，贵为孙权女婿，也只能看着手下被活活打死
因为校事拥有无限权力却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曹魏和孙吴设置校事的那段历史时期，上至丞相下至小兵，几乎是人人自危。
比如，曹操就曾在军中设立校事，对外的官名是“抚军都尉”，由卢洪、赵达两人担任，“洪、达多所陷入 ，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
翻译过来就是说，卢洪和赵达在军中掀起了整人、搞人的风气，大家都很害怕，所以军中就流行这样的话：不怕曹操，只怕卢洪；卢洪倒也还能忍受，赵达这个人可是真要命的。历史上曹操的冷酷无情大家都知道，而大家怕卢洪和赵达甚至超过了曹操，可见这两人的可怕之处。
但卢洪、赵达和孙吴的校事吕壹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卢洪、赵达举报点小兵小官，而吕壹专门收拾丞相、将军之类。
吕壹这个人，是有记载的、三国时最大的特务。他本人只是孙权秘书机构的一个小官，对外宣称的职责是“典校诸官府和州郡文书 ”，但实际上真正的任务却是“举罪纠奸”。因为孙权的信任和支持，吕壹作威作福，“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就是说芝麻大小的事儿，也能定成重案，大罪，陷害大臣，冤枉无辜。而且，吕壹专门拿当时东吴的牛人们下刀，一旦被他盯上，都没好果子吃。
比如，百官中丞相品级最高了吧？可时任丞相的顾雍被吕壹诬陷，想辩解一下，连孙权的面都见不到。
东吴丞相顾雍被吕壹诬陷，连辩解都没地方
再比如，左将军朱据，孙权的女婿，身份够高贵了吧？可他被吕壹捕风捉影告为贪污，也毫无办法，只能等待被治罪。
吕壹还借着自己的职权，公报私仇。吕壹宾客犯法，骠骑将军郑胄把吕壹宾客抓了起来。吕壹马上跑到孙权那告状，孙权不问青红皂白，竟然把郑胄给抓了。
当时吕壹嚣张到何种程度呢？能够讨论废立丞相。吕壹看顾雍不顺眼，想废掉顾雍。有人就和他说，顾雍一旦被废，下一个当丞相的应该是太常潘濬。潘濬当时一度想先杀吕壹再找孙权谢罪，非常强悍，所以吕壹一琢磨，潘濬当丞相麻烦更大，还不如让顾雍继续当。他就厉害到了这个程度。
潘濬一度想手刃吕壹
另一个证明吕壹嚣张到一定程度的是《三国志·陆逊传》中的记载：“时中书典校官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服，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陆逊这个把刘备几万大军打得满地找牙的东吴名将，对吕壹弄权竟然只能“言至流涕”，可见吕壹的厉害。
那问题就来了，陆逊这些江东大牛，怕的是吕壹么？当然不是，他们怕的是孙权。就像曹魏的官员，怕的也不是校事，而是校事后面的曹操。
那曹操和孙权，为何要使用这种天怒人怨的校事制度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开始说起。
校事制度的具体产生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最早的校事制度出现在曹操军中，时间为建安初年。当时曹操率军东征西讨，削平四方，手下的将领和士兵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是降兵降将，他们对曹操的忠诚度很有疑问，经常出现不听指挥，士兵逃亡的情况。另外，被征服地区的民心也不是很稳定，经常出现叛乱行为。
为了加强对手下将领和部队的控制，稳定民心，曹操开始建立了校事制度，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用卢洪和赵达担任抚军校尉，在军中实行特务制度。
校事制度获得重大发展，是曹操担任丞相之后。我们都知道，曹操有个著名的战略，叫“挟天子已令诸侯”，这个战略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为曹操招揽了大批的人才。后来曹操实力越来越强，野心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废除三公恢复丞相制度后，曹操大权独揽，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曹操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他手下的这些文臣和武将，哪些是忠于汉朝皇室的，哪些是忠于曹操本人的，必须得做出一个鉴别。
在这种特殊要求下，原来负责纠察百官的御史台就不适用了，而且，这些官位通常为世家大族所掌握，而这些世家大族本身就是曹操重点怀疑的对象，比如崔琰孔融杨修这些人背后的士族。
所以，曹操才进一步发展校事制度，用这种残烈苛刻、 行为诡秘的校事制度来排除异己。
孙权的情况和曹操差不多，不过他要防范的是江东的世家大族。
孙权重用特务，有自己的考量
田余庆先生说，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孙策为首的淮泗军事集团到江东发展，遭到江东的世家大族的反抗，孙策大肆屠杀江东人士；第二阶段是孙权统事以后，开始吸收江东大族的人才进入统治集团以维持艰难的局面，而江东大族也感到有附托于孙氏的必要和可能，但双方缺乏信任，互相试探，还只是小规模合作；第三阶段是孙吴原来的统治核心淮泗人才凋零（周瑜、吕蒙等人相继离世），孙吴必须与江东大族合为一体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性，而江东大族也认识到完全可以借孙吴政权以发展士族势力，双方密切合作，其表现是顾雍当了丞相，陆逊当了大将军，江东士族人士分别成了文臣和武将之首，战绝了孙吴权力核心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孙吴政权“江东化”和“以吴治吴”。
但对江东士族实力的膨胀，孙权依然是抱有很强的戒心的（这里面还包含一点皇权和相权之争，孙权忌讳的不仅是江东集团，还包括老部下淮泗集团），最好既合作又防范，既拉拢又打击。所以，一个皇帝直属的、可以防忌臣僚、 充当私臣爪牙的校事制度，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曹魏校事制度，是曹操死后司马氏掌权时被废除的。东吴的校事制度，是孙权死后，诸葛恪辅佐幼主孙亮时废除的。
诸葛恪和司马氏都是当时士族的代表，他们废除校事制度，正好说明校事制度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各国的统治集团依然以世族大家为中坚力量，君主也不得依赖世族大家才能站稳脚跟。所以，虽然曹操和孙权想努力强化君主专制，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成功。
诸葛恪废除东吴校事制度
比如孙权的校事制度，因为打击面太广，后来不仅江东世族大家，甚至孙权的老伙伴淮泗集团也起来反对，以至于自太子孙登以下，所有人都有怨言，要求惩罚横行无忌、作威作福的吕壹，最后孙权不得不杀了吕壹，并下了罪己诏。
所以，在世族大家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以校事这种特务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君主专制，不可能长期存在，最多算是一次尝试。
从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能证明这一点。后来枝繁叶茂、树大根深的豪门世族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取士让出身寒门的儒生士大夫集团成为了新的统治基础，这时，君主专制才获得了一步步强化，以明朝厂卫制度为代表的特务制度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得到强化。
参考资料：
陈寿《三国志》
司马光：《资治通鉴》
俞正燮：《癸巳存稿》
鱼豢：《魏略》
易中天：《品三国》
田振洪：《魏晋南北朝特务型监察官的监察活动研究》
车蕾：《论三国时期的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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