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处成陆仅一万年左右的珠江三角州平原。珠江把城市分成南北二半，中由“海珠桥”、“珠江大桥”紧紧相连，这里高温多雨，平畴沃野，丘陵棋布，坡缓谷广，水网纵横，十分利于交通和农业的发展。古来就有“包山带海，珍异所出”、“南土沃实”的描述。远古时候的广州，只是珠江漏斗湾内的一个渔村。按照唐《通历》的记载，广州最早的名字叫做“楚亭(庭)”，这名字来源于二千八百多年前周夷王时。南越人为了表示对楚的臣服，在南海边修建了“楚亭”。《读史方舆纪要》说，楚亭已经具有城市的规模了。
相传周朝的时候，南海有五个身穿不同颜色衣服的仙人，骑着五匹毛色各异的羊，带着谷穗，降临楚庭。仙人们把良种谷穗留给了当地人，然后祝愿道：“愿此阛阓永无荒饥。”随即升空逝去，留下五匹仙羊也化成了石头。为了纪念这些给广州带来祝愿的仙人，后人曾先后修过“五仙观”，明朝时的五仙观在今惠福西路。观中的仙人塑像今已不复存在。此后人们常把广州称作“五羊城”、“半石城”或简称“羊城”、“仙城”、“穗城”。
广州城比较可靠的历史始于秦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龄南，设立南海那，郡治就是当时称为番禺的广州。秦南海郡尉任器曾在今天北京路以东、南北相连的番山上筑城，称为任器城。位置在今天广州仓边街附近。后来南越王赵佗又把任器城加以扩大。称为越城或起赵佗城。东汉交州刺史步骘又把番禺城向番山以北扩展，并把交州治所从广信(今梧州)迁到这里。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不久，迁广州治所到番禺，这也就是广州得名的开始。
广州位于富庶的珠江三角洲，通过西、北、东三江可与珠江流域其它地区联系，又通过南岭山隘可以同长江流城、黄河流域沟通，因此自古便是五岭以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时的番禺由于近海，已成为许多珍贵热带特产的集散地，有犀角、象牙、玳瑁、荔枝、龙眼、葛布、蕉布等等。
《异物志》上还说，汉朝已在广州发展了制糖业。经过考古发掘得知，秦汉时已能制造类似今天珠江“花尾渡”式样的船，同时开采铜、银的矿业亦较兴盛。当时对外贸易港口在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和合浦(广西合浦县东北)，但是广州汉墓曾出土过深目高鼻的陶俑，据此推断当时番禺和海外大概已有了间接联系。
三国时有位大秦(东罗马)商人秦伦曾途经广州北上拜谒吴王孙权。西晋时，大秦国曾派入经广州到洛阳赠送“火浣布”，惠帝宋年，天竺国(今印度境内)僧人耆域也曾到过广州。东晋隆安中，寄宾国(今喀什米尔)高僧县摩耶舍到达广，并建立王园寺(光孝寺的前身)传播佛教。
南北朝时，天竺佛教徒达摩来广州，建立西来庵(今华林寺)，寺前街道至今仍称“西来初地”。梁朝时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十多批。印度、斯里兰卡、南洋以及西亚等国家的商人都来此贸易。当时进口的除了珍宝玩物外，香料和药品逐渐增多；出口除丝绸外，瓷器已渐处于重要地位。隋唐时，广州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制酒、丝织、陶瓷、炼铁等业最为驰名。至今光孝寺内仍留有南汉刘时铸造的两座铁塔。
唐代的广州城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当时来往广州的外侨达十万人以上，据唐贾耽《入四夷道里记》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当时从广州出发沿途经过较重要的国家有环王国(今越南东南部、即林邑)、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诃陵国(今爪哇)、箇罗国(今吉打，在马来半岛西岸)、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没来国(今印度西南部阔伦地方)、乌拉国(今奥布兰、在巴士拉的东方)、大食国(今阿拉伯等地)、三兰国(今非洲东岸)等等。来往广州的多为阿拉伯、波斯商人。鉴真和尚途经广州时，看到珠江中外国商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为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唐王朝在广州设有市舶司。在西城外，设立“番坊”供外国人居住。同时东南沿海人民，特别是广东人侨居南洋各地的逐新增多，当时外国称广州为“中国”，称唐首都长安为“大中国”。至今侨居地人民还称中国为“唐山”。聚居“唐人街”的中国人多使用广州话。
今天东方宾馆西面的流花公园是古代著名的避风港兰湖(芝兰湖)，直到末朝仍是重要水陆码头，到了元代才淤塞了。隋唐两代，海舶下碇的港湾最早在扶胥镇。当时的珠江仍相当宽阔，今天的怀圣路还是江边。据说，怀圣寺中的光塔就是给航船指路的灯塔。
到了北宋，珠江三角洲开始建筑堤围，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广西粮食也源源运到广州集散。当时，两广的粮食远销至江浙一带，广州成了著名的大米市。特别是，广州在宋代已能生产棉布，当时称为“吉贝”。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还告诉我们，那时广州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能制造装载数百人的“木兰舟”。
宋代外来海舶已被允许进入珠江，直驶至广州城下的西澳码头(今广州市西南南壕街一带)停泊。但出入仍然首先要在扶胥镇靠岸。由于西澳一带已成内港，所以西城被当时人形容为“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附近还有“阜财”、“善利”两座象征生意兴隆的城门。祥符年间，广州知州邵晔，为使进入广州的外船免遭合风袭击，特地开辟了一条内壕作避风港使用，这条内壕即今天仍残留的玉带壕。
南宋后期至元朝，我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福建的泉州，但广州仍不失为主要港口，来往海舶仍在城南江面下碇，外侨居住地点随着城池的扩建已搬至玉带壕一带了。元末摩各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到过广州，他称广州为“秦克兰”(意为中国南方极端之城)，他的《中国游记》把广州视为“世界大城市之一也”，“瓷器甚盛……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陶器场，由此商人转运至印度、也门，甚至吾国摩洛哥。”
明代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由于防备倭寇的骚扰，封闭了泉州、宁波两个港口，这样，仅留下来的广州港又恢复了中国最主要外贸港口的地位。那时广州和附近佛山镇的各种手工业制品如铜、银、铁器、蔗糖、布匹等物都畅销国内外。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后，广州已经有了规模巨大的作坊，所用原料有不少来自外地。
清朝初年，为了封锁坚持抗清的郑成功，实行海禁。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封闭了漳州、定海、云台山三口岸，独留广州对外贸易。遭受战乱破坏的广州又得复苏。当时造船业相当发达，仅官营的船厂就有四处，其中的珠江南岸的河南船厂为最大，能制造蒙冲战舰。民营的船厂亦能制造“乌艚”、“白艚”和船身九丈多的大龙艇。
清还沿袭明朝的旧制，指定一些公行专与外商做生意，这样的公行一个时期达到十三个，俗称为“十三行”。在十三行附近设有“夷馆”，招待来往外商。清代仍在黄埔、长洲、琶洲一带作为海舶的停靠地。但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强占了广州河面作为侵略基地，外轮可自由出入珠江，根本不存在我们的主权港口。
唐《通历》
《读史方舆纪要》
《汉书·地理志》
《异物志》
唐贾耽《入四夷道里记》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伊本・拔图塔《中国游记》
《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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