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游侠”的记述是出自于韩非子的论述，韩非子在自己书中的《五蠹》篇中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韩非子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看，认为侠客是一种凭借武力破坏社会秩序和法律，挑战君主权威的非法武装，因此主张消灭侠客的存在。这些以武犯禁的游侠会被政客蓄养，为其驱使，在政治斗争中为自己建立起更大的优势。
司马迁则认为虽然游侠经常违法乱纪，但是也是有值得称道的一面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之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对于游侠行为不轨也进行了批判，然而却对游侠“言必行，行必果，崇尚信义，轻财好施，仗义助人，不惜躯命”的行为做出了肯定，甚至还在他的皇皇巨著《史记》里单纯列有“游侠列传”，这是在韩非子对游侠认识基础上的一个新发展。
对于侠客的起源，说法不一，大致上来说有三种，一是认为侠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二是认为起源于战国的诸子，三是认为侠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其中第三种是最被史学界所广泛赞同的。他们认为侠客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分化之后的武士阶层，而另一类文采优秀的人则逐渐变成了谋士，方士等侧重文辞的士，并且成为了后来官僚体系中重要的“士大夫”阶层，所谓“善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对于游侠来说，他们并非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互相联系的存在，游侠突出的就是一个“游”字，他们必须四处游历，广交豪杰，增长名气，名望影响着游侠的社会地位，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游侠就是要“赴士之困厄”，一个“赴”字突出了游侠极强的流动性。
古代的游侠，虽然大多出身于平民阶层，但也不乏贵族，因此以社会身份，价值观导向以及人格行为作为评判标准，一般将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布衣之侠”，“仗剑之侠”以及“豪强之侠”。
所谓“卿相之侠”就是不仅有侠义之心和侠义的行为，同时也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在官场中保持着自己的信念，为世人尊崇。早在西汉初年，张耳门客自发为主复仇刺杀刘邦导致“柏人事件”爆发，使得张耳受到牵连，当时张耳许多门客游侠想要一死了结性命以报张耳昔日的恩情，但被刺杀事件的主谋贯高阻止，贯高希望门客们都把刺杀事件的主谋说清楚，洗脱主公张耳的嫌疑之后再死，这样才是正确的。“赵午等十馀人皆争自刭，贯高独骂曰:‘ 谁令公等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死，谁当白王不反者?’”最终在酷吏严刑拷打之下，“吏榜苔数十，刺热，身无完者”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口供，使得张耳合谋刺杀刘邦的嫌疑被摆脱，刘邦也对张耳门客等人的侠义之行十分赞赏，因此让他们后来担任了诸侯的宰相，郡守等职务。后来的卿相之侠如汲黯，朱云等人，都以敢言直谏，不惧犯上闻名于世，成为了卿相之侠中的代表人物。
所谓“布衣之侠”，顾名思义，指的是那些远离朝堂之外，在民间行侠仗义的平民百姓，最著名的布衣之侠莫过于西汉初年的季心，剧孟二人，一人在洛阳，一人在关中，都有着十分强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剧孟路过当时的宰相袁盎的居所，被袁盎盛情接待，有人就很不解问他，剧孟一个亡命之徒值得你这么重视吗？袁盎回答，一旦你家有变故，不会找理由推辞，不远万里救你的人就是剧孟这样的人，你现在家财万贯有几十名骑士，要是家里突然破产，这几十名骑士谁能不辞辛苦为你排忧解难？“或曰:‘吾闻孟博徒，将军何故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丧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在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阳从数十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剧孟的影响力当时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家想必都知道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周亚夫临危受命赶往洛阳平叛，听说洛阳大侠剧孟没有被策反，十分高兴，对别人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可见当时有名望的布衣之侠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另一名关中的布衣大侠季心也是交游广泛，丝毫不逊色于剧孟，和当时西汉将门勋贵，当朝宰相都有来往。
第三个是“仗剑之侠”，指的是作为达官显贵的宾客，本身出身平民，没有官阶的普通寒士，贯高那种虽然也是宾客，但他本身就是赵相，有着较高的官位，和仗剑之侠这种作为普通人的宾客是没有可比性的。比如梁孝王派出自己的门客去刺杀宰相袁盎，隗嚣派出刺杀杜林的刺客，以及刺杀刘备的门客等等，都属于是“仗剑之侠”，他们对于自己主公有很高的忠诚度，为了完成主公的任务不惜牺牲个人性命。但是对于是非抉择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观念想法，不会盲目听从主家要求，比如梁王派出的刺客去刺杀袁盎时，听说袁盎是一个忠厚长者，选择告诉袁盎实情，自己从此流亡天涯。“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者十馀曹，备之!”以及被刘备厚待而不忍刺杀刘备选择告诉实情，自己离开的刘平门客等等。他们虽然行刺客之事，但是也有着侠客之心，会辨明曲折是非，不是毫无信义的刺客可以相比的。
最后一个“豪强之侠”内涵也很简单明了，这些人虽然有侠客之行，但同时也是地方上的豪强，他们就是古代游侠最好的缩影。一方面他们役使着无辜百姓，犯法杀人，横行郡县，为祸一方，一方面他们也会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行为，可以说是很好的展现了古代游侠的两个极端。景帝时期著名的地方豪强瞷氏，“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两千石莫能制”，瞷氏宗族人数三百多家，在敌方上为非作歹，连管辖一方的两千石高官都无可奈何。而依靠平定七国之乱名声大噪的灌夫，在颍川地方上却完全成了一个恶霸，“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时客曰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力，横颍川，颖川歌之曰:‘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到后来这些地方豪强在东汉末年演变成了一个个军阀豪族，成为了滋生割据的土壤。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游侠并不像武侠小说当中的那么潇洒，他们要游历天下，广交好友，上至庙堂高官，下至贩夫走卒，培养自己的名气，甚至必须时常以性命来担保信誉，提升名望。他们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仗义疏财，救人危难和破坏法律，杀人放火都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做事随性，罔顾道德和法律，却把信义二字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这便是游侠文化至今也被人们所传颂的原因吧。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