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嬴姓，赵氏，《越绝书》作秦平王，《史记索隐》记载名渠梁。秦献公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是第一个发招聘广告的人，他发的招聘广告叫做《求贤令》，内容也跟今天千篇一律的招聘启事大不相同。我每读一次，都会莫名振奋。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潜力，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篇文告很短但是信息量很大。先说春秋五霸秦穆公当年的功业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再说后来历代先祖把国家搞得内忧外患，然后父亲秦献公即位以后立志收复失地、恢复国际地位。自己继承了这个遗志，希望找到能出奇谋妙计强秦的人，我不仅给他做尊贵的高官，还要分封土地与功臣共治秦国。秦孝公对本国历史与现实的评价很客观。没有抹杀祖先的功绩，也没有掩盖前人的过失，发扬秦国先辈的优良传统，也如实改正其不足。

姜太公钓鱼怎么说的？钓丝粗长，鱼饵丰盛，大鱼就会来吃。但秦氏集团多年动乱，又加上秦献公时期老打仗，贫穷落后，底子很薄。秦孝公何尝不想用粗丝香饵钓大鱼，可是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并不多。于是他许诺“尊官分土”，与人才一起做大蛋糕，然后一起分享。尽管他发明了《求贤令》这种新颖的求贤方式，但能引得多少愿者上钩，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打鼓。因为，除了一腔真诚，他什么也拿不出来……庄子说：“真者，精诚之志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说来也怪。当年齐桓公派八十游士到处宣传移民，就没想过用文书的方式。由此可见，秦孝公具有求实创新的作风。被梁惠王无视的卫鞅，看到了这则招聘广告，启程去了当时布衣士人们不大愿去的秦国。因为他也是个务实并且喜欢创新的人。

据《史记》载，卫鞅入秦后，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景监认定他是个人才，于是向孝公举荐他。第一次面试效果很糟。秦孝公听得打瞌睡。景监过后挨领导一顿批，说是举荐的人不咋样。但景监还是推荐卫鞅。第二次面试，秦孝公稍微听进去了一点，但是兴趣不大。后来又进行了第三次面试，孝公给了个评语是：这人有学问，可以聊聊天。到了第四次面试，两人交谈了好几天都没睡觉。据卫鞅自己解释：他第一次说帝道，第二次是王道，第三次是霸道。秦孝公觉得帝王之道太久了，作为贤君应该当世成功，怎能等到数十百年以后成帝王？所以最后一次说的是强国之术。秦孝公果然兴趣浓厚。最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借卫鞅之口说：“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他是在含蓄地批评秦孝公急功近利、境界不高。就实而论，太史公未免有春秋笔法之嫌。因为，按照商鞅的历史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代的成功经验应当肯定，但不能生搬硬套。每代人都是创造者，与时俱进才是圣王之道。管仲、李悝、吴起和后来的韩非也有同样的观点。司马迁把儒家的理念硬塞进法家士人的头脑，这个貌似有点滥用编辑权。

历史雄辩地证明，秦孝公是秦国百年帝业真正的开创者。硬把他的务实说成是急功近利，我看说这话的人恐怕也是自命德高。其实商鞅三说秦孝公就是一个双选过程。商鞅本心就是想变法，而不是搞什么儒家王道。他要确定秦孝公是不是一个像魏文侯、楚悼王那样的变法之君。因为变法是得罪人的事情。后世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先后搞过改革，但宋仁宗和宋神宗扛不住反对派压力，就半途而废了。特别是宋仁宗，新政稍微有一点成绩，就没有改革图强的热情了。而同时期的齐威王，只是整肃吏治，强化了舆论监督制度，对现有体制没多少改变。商鞅的目标与吴起是一样的，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这必然会激起强烈的反对。搞不好自己跟吴起一样功败垂成。所以，他要确认三点：第一，秦孝公是否会采纳他的变法方案？第二，秦孝公对变法的热情能持续多久？第三，秦孝公有没有扛住一切反对压力的勇气？这三条只要有一个不达标，那彻底变法就是个空想。商鞅愿意来这个一穷二白前途未卜的西陲弱国创业，就是看到秦孝公在《求贤令》里那股子不同凡响的领导者气概。然则，做大事必需慎重，商鞅三次试探，也是在赌运气。假如双选失败，他还能去哪里施展变法的抱负呢？这个无从假设，因为秦孝公就是老天送给他的一份大礼。

那时商鞅多少岁未知，秦孝公是二十一岁。放在今天本科还没毕业。这不是青春偶像剧，两位主角都是冷静如冰的实力派青年。秦献公曾经流亡魏国，亲眼目睹过魏国的富强。秦孝公没出国记录，但应该也听他父亲讲过魏文侯老爷爷变法尊贤的故事。当然，献公讲得最多的，还是先祖秦穆公的故事——“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谏逐客书》）孔夫子虽然对秦国印象很坏，但对秦穆公评价挺高。《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孔子说的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大贤臣百里奚的典故。百里奚沦为楚国奴隶，秦穆公把他赎回来了，经过交谈，让他去总理国政。秦国只用一个奴隶的价位购买了一位贤相，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人才转会交易。

竞争对手和自家祖宗都凭借开明的人才政策获得成功，这大大启发了秦孝公。但他对先祖殉葬功臣也有微词，父亲献公废除人殉也是这个原因。秦国因穆公重用人才而强大，也因穆公毁灭人才而衰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厚待功臣应该善始善终，不然以后天下的人才就不愿意来秦国了，秦孝公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求贤令》上的“尊官分土”，就是他明码标价的庄严承诺。我不知道在卫鞅来之前，他接待过多少入秦的山东士子。不管景监是不是宠臣，他求贤的急迫，不亚于周公捉发吐哺。但这位秦国第一杰出青年是个深沉多思之人。他老爹秦献公比他还血气方刚，从魏国回来后，把国都迁到离前线不远的栎阳，执着地带着大军攻打河西失地（幸好那时吴起已经离开魏国，不然秦献公就难过了）。秦孝公一上台就停止了对魏用兵。他很清楚，魏国虽然败了几仗，但国力军力仍是天下最强。现在魏惠王把精力放在中原战场，万一他哪天醒过神来，重拾魏文侯、魏武侯以征服秦国为主的战略，那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他冷静地制止了朝野几十年里狂热的复仇情绪，思考如何才能发展国力。他在广发求贤广告的同时，推行了“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的新政。给秦国人民实惠，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按之前的战功奖赏官兵。参照管仲设计的霸业规划，秦孝公的做法是对路的。为了能安心休养生息，他“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此后休兵八年。这样一位持重深思而心胸宽广的领导者，正是商鞅所需要的。

司马迁借商鞅之口说，秦孝公这年轻仔悟性不好，听不懂帝王之道，所以时不时打瞌睡。这个……依我看秦孝公当时是这样想的——卫鞅侃侃而谈帝道，秦孝公也许听过，也许没听过，但他知道魏文侯变法不是这样的。第二次卫鞅高谈阔论王道，无非就是周公礼治、儒家仁政那一套。其中的爱民、惠民、救济孤寡的主张，秦孝公新政正在推行中。稍微有一点共同语言了，但光有这些也不新鲜，我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新办法。第三次卫鞅谈霸道，就是管子那一套。当年晋文公、秦穆公也走了大国霸业路线。秦献公的目标是恢复穆公时期的疆域，重修穆公的政令。秦孝公也以此为志向，自然很有兴趣。但他总觉得穆公政令和魏文侯变法好像还不是一回事。于是他“善之而未用也”，卫鞅博学多识，可以给自己讲讲天下的情况。至始至终，秦孝公想要的就是重演魏文侯求贤变法雄视天下那一幕。而卫鞅三次讲来讲去，都不是魏国强大的核心机密。客从魏国来，当知魏国事。我老爹可是在魏国待过很多年的，人家魏国搞那一套跟你三次讲的都不一样。前人的东西固然有价值，但学习当今天下最强者的成功经验，更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经过三次相互试探后，卫鞅抛出了真货（强国之术）：魏国变法不是最彻底的，现在就暴露了很多弊端，我有更彻底的解决方案！秦孝公一听就来精神了，跟他谈了几天几夜，听了所有细节，也问了许多问题。皇天不负有心人，与我渠梁共同创业的就是你卫鞅啦！一对中国历史上绝版的君臣组合，就这样诞生了——

和咱们之前讲得种种故事不一样。卫鞅并没有马上被秦孝公提拔为秦氏集团CEO。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卫鞅与秦孝公的历史性会面是在孝公元年，孝公二年唯一的大事是周天子送来祭肉表示慰问（天子致胙）。卫鞅真正开始变法是在孝公三年，而且变法前还有一场治国方略大讨论。一起回顾一下，周文王在渭水边上遇到姜太公是直接拉走上任，齐桓公跟管仲谈话后马上授予丞相职务，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至则相楚”，《墨子》还把“急贤亲士”作为全书的开头。秦孝公雪藏了卫鞅一年，他好像一点都不急啊！但是也没听说卫鞅有啥抱怨。不然按照他的脾气，早就不合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在看完《商君书》以后，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商君书》第一篇是《更法》，记录了秦国关于变不变法的廷议，会议结果是决定变法，然后马上出了一道《垦草令》。《垦草》恰是该书第二篇，记录了二十条鼓励农耕的法律，内容非常细致，涉及了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反映出商鞅过人的政治洞察力与对策能力。他为何这样熟悉秦国的国情？依在下愚见，商鞅在孝公二年里一直来搞调研并草拟新法，用的应该就是管仲的五步调研法——“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而秦孝公在不动声色地准备那场关于变法的中央高层会议。

讲到这，我又忍不住拖魏惠王出来批一批。人家公叔老丞相亲自推荐的人，你就算觉得不靠谱，起码也面试一下嘛。没亲自验证真伪就直接把人PASS掉，活该你遭弃将报复。你还好意思到处拿公叔痤的肺腑之言当笑话讲。你怎么就不想想，老公叔阅历比你还丰富，他会在临终前随便说一个年轻仔有治国大才吗？看看人家秦孝公，才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他都能再三给人展现辩才的机会，而且不听假大空话，只听实实在在的内容。你说卫鞅太年轻，没政治经验，不能冒险使用。可秦孝公决定要用人了，先给一年时间让卫鞅去调研准备，后来还让他会议上与大臣公开辩论，通过了才委以重任。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仔，用人做事居然比你魏惠王还老到沉稳！真可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秦孝公开创了秦国求实求治的政治传统，他的后人秦始皇听了韩国间谍郑国（当时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自我辩护后，又继续重用他主持郑国渠工程。魏惠王则扭曲了魏文侯的优良传统，开启了魏国喜好形式主义的浮夸风气。从此，两国的命运轨迹趋于直线。不过，秦国是箭头向上，魏国是箭头向下。

还是说回那场朝会吧。秦孝公一上来就说：守好江山是我国君的使命，制定法律政策是你们大臣的职责；我想变法，但是怕天下人议论。卫鞅和秦国保守派大臣甘龙、杜挚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孝公认同卫鞅的看法，宣布：“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商君书•更法第一》）秦国第一阶段变法就这样拍板了。秦孝公真的怕人议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晚些时候的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私下对大臣肥义说：我想推行胡服骑射，但怕世人笑我。肥义引经据典，跟卫鞅的套路如出一辙。赵武灵王最后很豪迈地说：“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史记•赵世家》）两位以变法强国著称的明君都来这一手，那就很微妙了。越是心有定见的人，越喜欢问别人这种问题。他们所谓的怕议论，其实是想知道团队里诸君们是啥态度。支持的能不能坚决执行，中立的能不能认真配合，反对的经过统一意见以后能不能共同努力。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你有没有力排众议的说服力与胆识。这是秦孝公对卫鞅的最后一次考验，也是为变法制造舆论，疏导阻力。呃，有点墨家尚同的味道，先统一意见，然后再从上到下坚决执行。卫鞅果然没让他失望，于是他下令任命卫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大计。

从商鞅做左庶长执政开始，秦孝公仿佛从史书上消失了一样。徙木立信是商鞅自行策划并实施的。秦国法制建设、经济政治改革统统都是商鞅主持，甚至几次对外战争也是商鞅带的兵。据说刚推行新法时，秦民跑到国都栎阳上访说新法不便的有上千人，秦孝公没露面；太子犯法，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被追究连带责任，秦孝公也没露面；据说商鞅一次处罚罪犯，杀了七百人，血染渭水，秦孝公还是没露面；变法十年，秦民感受到了新法的好处，当初说新法不便的人跑来说新法很好，结果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把他们强行迁徙到了边城，秦孝公依然没露面。商鞅完全把持朝政，秦孝公简直像被架空了一样。有这样的先例么？有，管仲不也是这样大权在握么！秦孝公和齐桓公一样，用的是委托式管理。安排好人事以后，就放权让部下自主决策，自己只抓大方向。但是，管仲新政人人称善，商鞅变法处处得罪人。朝野的反对意见绝不会少，特别是宗室贵戚非常怨恨商鞅。后来有人对新即位秦惠王说：秦国百姓只知商君法，不知国君令。这样的话，恐怕秦孝公生前也听过很多次。但是秦孝公一概不理，如同楚悼王对待吴起那样，对商鞅信任有加。终孝公之世，变法派官员一直实权在握，所有反对变法的势力都被压得动惮不得。

不少人说六国变法不彻底是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秦国成功是因为世族远不如六国强势。窃以为：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六国的主要变法阻力是世卿大夫家族，特别是楚国。而秦国的卿大夫家族较弱，对变法威胁最大的是宗室贵族。总体来看，秦国世族力量是相对较弱，但也绝不是好惹的。秦孝公在《求贤令》里批评的那段混乱期，恰恰是宗室频繁兵变所导致的。秦躁公死后，其弟秦怀公上台四年，就被庶长晁与大臣逼得自杀。众臣又立了秦怀公的孙子秦灵公。秦灵公死后，秦献公年纪小，被自己的叔公秦简公夺权。接下来依次是秦惠公、秦出子即位。秦出子即位二年，庶长改杀出子及其母，把他们的尸体丢到河里，拥立了流亡在外多年的秦献公。你看，秦国世族虽然不如六国势力庞大，但一不高兴了就搞政变。所以说，秦孝公二十一岁即位能镇住世族并不是简单的事。特别是秦国新法剥夺了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这就更影响稳定团结了。然而，史书上没记载秦孝公用什么办法安定朝局，但他在位二十四年里，没有谁敢掀风作浪公然阻挠变法。秦昭王时有季君之乱和蜀侯之乱，秦王政时有嫪毐之乱和成蛟之乱。这两位都是有名的铁腕君主，尚且有人敢造次。而秦孝公沉默着，反对派也只能隐忍到他死后才蹦跶。这种不动声色定大局的本事，才真叫深不可测。

秦孝公除了坐镇朝局外，也时刻留意着国际形势变化。孝公十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派他领军包围安邑，魏国被迫投降（可能当时魏军主力在别处，首都空虚，不然不会那么轻易投降）。十二年，秦孝公迁都咸阳，并继续支持商鞅开展第二阶段变法。十四年，秦国初为赋（史学家有田赋、军赋、人头税三种解释，这个诸位自己甄别）。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至此，秦孝公实现了恢复秦穆公时国际地位的梦想，甚至还有所超过。秦献公收复河西的愿望也实现了一半。《魏世家》称：“秦用商君，东地至河。”不过，秦国又跟魏国进行了几次拉锯战，才在秦惠王时期彻底收回这块战略要地。此外，《楚世家》称商鞅打过楚国，但《秦本纪》无记载。总之，君臣两人就这样精诚合作，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秦国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秦孝公是罕见的能同时满足几种不同君道的王者。商鞅法政强调“任法去私，言不中法，不听；行不中法，不高；事不中法，不为”；黄老道家强调垂拱无为，君主不必亲力亲为、而是发挥大臣的作用；墨子倡导亲贤急士；荀子说“君道者，能群也。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这些标准，秦孝公无一不符。商鞅是幸运的，有这样的领导做后盾，他才能把变法理想化为现实。秦孝公也是幸运的，他得到的是彻底改变历史趋势的商鞅。但魏惠王在一个方面比他们两人都幸运——活得更久！秦孝公在位第二十四年就逝世了，商鞅不久也被守旧派诬告，被新君秦惠文王车裂。这个新君就是当年犯法被处罚的太子。《史记》里商鞅出逃、起兵反抗仿佛一部剧情片。而《战国策》记载简明多了：“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商鞅的结局跟伍子胥一样惨，但比吴起又幸运多了。楚悼王死时，吴起还没完成变法。秦孝公死时，商鞅已经圆满完成了最彻底的变法。而且他的法传得很久，不像管仲死后新政也逐渐解体。

《战国策•秦策•卫鞅亡魏入秦》记载了一个令人感伤的信息：“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孝公在临终前一度打算传位给商鞅，但商鞅当然不肯接受了。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是转载，秦孝公这个才是原创。这对绝版功臣的感情之深，丝毫不亚于刘备与孔明。当然，人们对此看法各异。更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权谋试探。甚至有人认为，秦孝公就是用这个办法暗示秦惠王杀商鞅。也许，我们习惯了用复杂的眼光看世界，少了些先秦人纯粹的本色。是否试探，我也不敢一口咬定是或者不是。但暗示儿子杀功臣，这个太说笑了。

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怕唐高宗驾驭不了大将李世绩，找了个借口把这位老战友打入大牢。唐高宗不解，李世民说等我归西后，你把他无罪释放，他就会对你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为父这是替你背黑锅啊。布衣天子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太子朱标提反对意见。老朱丢了一个荆条对小朱说：你爹我帮你把荆条上的刺都拔光了，你就能拿这跟棍了。看到没有？只有老爸帮儿子铲除威胁的，哪有叫儿子替自己背杀功臣的恶名的！所以说，秦孝公真想除掉商鞅，他会自己动手，而且不留痕迹。别忘了，他能不动声色地镇住所有反对派，必然有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

也许我的判断不对，但直到目前我仍认为：秦孝公传位商鞅是真诚的。秦孝公发《求贤令》时说过要与功臣“尊官分土”的。他做到了。商鞅被封为商君（最高爵位），得到於、商十五邑。秦孝公最忌讳的不是功臣，而是杀功臣。朴实的秦人做了《秦风•黄鸟》，委婉地批评秦穆公殉葬功臣。秦孝公深以为鉴，唯恐秦国再陷入穆公之后的混乱，又怎么会去杀功臣呢？况且，秦孝公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有驾驭顶尖人才的自信，所以他始终信任商鞅，不为任何非议所动摇。魏文侯求贤若渴，还留下了猜忌名将乐羊的污点。秦孝公和楚悼王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猜忌变法大臣的不良记录。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像商鞅这样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强硬分子，真心不讨人喜欢，很难交到朋友。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你能想到的，秦孝公自然也能想到。试问：天下间除了他秦孝公，谁还能用商鞅？谁还敢用商鞅？谁还能让完美主义者商鞅愿意效劳？秦孝公明白这点，所以他用不着忌惮商鞅。商鞅也明白这点，自己无论去哪里，都再也遇不到孝公这样的完美领导了。青山不在，松柏何存？

变法之臣的生命想要保全，除非变法之君比他们死得晚。可惜，秦孝公才四十五就没了，比他更老的魏惠王却能继续在孟夫子面前假装敬贤。没办法，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秦孝公临终前最怕两点：一是老对手魏惠王和新即位的楚威王趁机找秦国麻烦（秦惠王上台的年纪还不满二十），二是有犯法前科的秦惠王可能在他死后搞复辟。所以，他想让商鞅盯着。当然，他传位的真实意图应该是——让商鞅当摄政王，效法伊尹、周公辅佐幼王的先例，等幼王长到了再还政。我之前讲过，这个年代已经没法玩禅让制了。绝版变法君臣组合，多年的知己战友，虽非刎颈之交，命，却是连在一起的。正如楚悼王死后，吴起马上就中箭；秦孝公死后，商鞅也很快被车裂。一个走了，另一个的人生也再无意义。兄弟们，前后脚，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