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统治者经常于西羌地区实行戌边和屯田，把内地的农民、士卒和罪犯远徙至陇西、湟中及河曲一带，进行兵屯和民屯。这些措施虽然促进了西部边疆农业的发展，便利了汉族和羌人等少数民族的交往及融合，但却在客观上掠夺了羌人的牧场和已经开垦的农田，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离开家园远徒“硗瘠苦寒”之地，引起羌人的强烈不满和不断反抗。

其次，两汉以来对羌人进行大规模的内迁，打破了羌人原来的部落组织，而且由于散居于汉族之中，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社会风俗不同而受到限制和歧视。内徙羌人还要受到汉族豪强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可见，当时对于内迁的羌人来说，不但受到歧视，而且生活也不好过，或者为人奴仆，或者苛以徭役。

东汉统治阶级还采取“羌胡相攻”“以夷伐夷”的离间政策，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把西羌迁于内郡以抗匈奴，把湟中月氏胡编为“义从胡”对羌人作战。而在羌人内部，同样为了分化其力量，或者让羌人守卫边塞，称“保塞羌”，或者把羌人组织起来进行屯田，称“羌屯”。而更多的则被强征为部曲和兵丁，驱使其参加征战。西汉兵制中已有羌骑，东汉政府为了抗击北匈奴，更是大量征用羌骑。频繁的征发充军，给羌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历任护羌校尉和郡县官吏中，除主张以“恩信”治羌，关心羌人疾苦的护羌校尉邓训和“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的清廉之官张奂等外，大都是“率好财货，为所患苦”、贪婪凶暴的苛官酷吏，如护羌校尉马防“多牧马畜，赋敛羌胡”，似这等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对于加重羌族人民负担，激化民族矛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更有甚者如护羌校尉张纡，对投降的迷吾部众，欺骗赴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这种背信失义、野蛮屠杀的行径，使羌人认为“汉家常欲斗我曹”，从而“愤怒而思祸”，激起羌人普遍愤慨，从而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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