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平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情报集散地。为此，中共中央将平津、平西地区列为全国14处重要情报据点范围，“责成当地的党与军队负责分头进行”情报工作。【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小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北平各系统情报组织遵循“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隐蔽战线工作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形成 了鲜明的北平情报工作特点。

北平作为日伪统治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伪当局在北平建立了庞大的特务体系，既有随军行动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及相关师团、旅团中的特务部等特务组织，还有单独编制的专门特务机关，日本宪兵司令部。这些特务机构控制着一大批外围组织，利用伪军、伪警察、特务队、自卫团、乡公所、据点、炮楼、新民会、维持会等，搜集、刺探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情报。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情报会议，提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要“努力组织周密的情报网，掌握敌人抗战力量的实际情况”，“训练、使用曾经作为国共两党斗士活跃一时而转变了的人员”，“向敌方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敌人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

沦陷期，伪新民会召开治安强化演讲会

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接连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地区划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日伪当局以北平为基地，向平西、平北、冀东 和冀中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日伪军对华北根据地“扫荡”动员兵力达83万余人次，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132次，万人以上的“扫荡”27次。

1942年，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曾在以后供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蔽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里之长。”

为了打破日伪当局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囚笼”和“扫荡”，了解敌区情况，准确掌握日伪军的动向，中共及时调整了情报工作的方针，加强了情报工作的领导和力量。

1939年2月18日，中共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规定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情报和保卫工作。

1940年9月18日，《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指出：“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地开展城市工作，消灭党的工作与大城市的隔离，不然则是极大的错误，因此全党同志应把开展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1940年10月7日，中社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看成是目前保卫工作的头等任务。

由于北平在情报工作中的特殊地位，中共在北平开展的情报工作并不仅仅局限于北平城、平郊抗日根据地，而是依照情报工作的特点，以北平为情报工作的集散地和联络点，依照不同情报系统的人员关系，将北平情报工作延伸到华北、东北、华南、香港及南洋等许多地区和城市，形成以北平为点、系统延伸、分散辐射的力量格局特点。

姚依林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就利用其叔父姚国桢的关系，将朱欣陶安排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当秘书，后担任伪冀东道警务科长，管理冀东所属22县警务工作。

朱欣陶，建国后从事文物工作

1938年至1940年，朱欣陶以伪昌平县县长身份为掩护，为中共冀热察区党委搜集情报。

1939年3月9日，即由中社部战区部部长许建国（杜理卿）率领苏毅然（王安邦）、鲁史良（陈叔亮）、李才（张友恒）、孙闻东（宫洗尘）、赵实中（郑大堃）、杨宁（杨德修）、任远（马耀武），林一（女）等1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考察团六组，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边区，以加强对敌后根据地保卫工作的领导，并争取一切可能的条件，开辟华北敌后情报工作。

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1941年1月改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1945年8月改称“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成立。同年，中社部做出“晋察冀成立华北敌后城市工作联络处”的决定，“由许建国兼负总责，代表中社部领导华北敌后城市的情报工作”。

许建国（杜理卿）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明确晋察冀情报部门 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帝国主义及敌伪汉奸的军政战略情报。 另，中共中央对伪满洲国地区采取“各线派遣、单线领导”的情报工作方针，几年间，中共北方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中共冀东区党委、中共胶东区委、八路军“前总”等部门分别派干部潜入东北，建立情报组织，开展情报工作。

1940年，中社部将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属的华北联络局联系指导的平津、东北情报组织，工作关系全部移交北方 分局社会部。

钟子云

1941年，中共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派驻晋察冀分局的东北抗联联络组负责人钟子云分管的工作正式划归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以加强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

1943年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平津情报组副组长李振远及夫人周梅影潜往沈阳等地，联络东北情报组并进行指导。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平津联络站站长李才潜入沈阳巡视10天，对东北情报组进行充分考察了解，并成立党支部、设立党小组。东北情报组达120余人，是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在敌区最大的一个秘密情报组织。 1941年1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1944年改称城市工作部），刘仁主管日常工作。

刘仁

“城工委”在接管原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党员后，从根据地抽调干部潜入北平。

1942年派出78人，1943年派出190人，到1944年11月，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达300余人，联系抗日群众700余人，分布在北平、天津和铁路系统等10个地区和单位。

同样，“城工委”在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开展城市群众工作的同时，也在伪警察等系统开展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