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可以说是一个多变的年份。国际上姑且不提，单看国内，新冠疫情刚缓，南方的洪水，却又来了。

谈起“水”，中国人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的。江河哺育了中华民族，也带给了我们深重的苦难。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由部落走向国家，大一统中国的雏形正是来自于先民们与洪水的不断抗争。

可以说，是“水”塑造了我们的国家与文明，而治水的成败，更是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因此历朝历代，中国从来都把治水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无疑，治水是能兴国安邦的。

西门豹治理漳水，成就了邺城一千多年的辉煌；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造就了巴蜀天府之国；郑国开凿郑国渠，浇灌了关中沃野千里，更为秦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自吴凿邗沟连接中原、秦修灵渠开拓百越、千里大运河沟通南北以来，我们的先辈修整建设了四通八达的水网，如同血脉一般把整个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华夏大一统的根基。

我们之所以说，是“水”塑造了我们的国家，正是因为非大一统的华夏不能驾驭住奔腾的长江黄河。而同样在中国，水利正因其涉及的利害之大，投入之巨，又从来都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如隋朝修建大运河，元末治理黄河，本都是功在一时、利在千秋的事情，却因为决策、时机、措施的不当，反而激发了席卷天下的大乱，这都给后来的治水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治水与治国是密不可分的，不能治国，就无力治水，乃至好事反成乱源。

今日都江堰

而在享受“水”带来的水运灌溉之便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的江河水患也从未停息过。在中国人眼里，河工从来如军功，是与大自然伟力的斗争，是最大最古老的国家工程。如汉代的王景，元代的贾鲁，明代的潘季驯，清代的靳辅，一千年里先后治理黄河，都因为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名垂千古。相应的，一旦国家陷入混乱之中，不但统治者无力治理水患，甚至会变本加厉，大搞所谓以水代兵，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北宋末年的杜充、明末的开封士绅、乃至近世的花园口，黄河大堤的崩塌与滚滚黄流在肥沃土地上的肆意奔流，无不成为王朝末日的前兆。

花园口决堤景象

无论是治理水患还是开发水利，水利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巨大而持续不断的投入，还有其容不得一丝松懈的后续维护，正所谓开凿百里渠道要靠一铲铲挖掘，而崩塌千里大堤只需要一处蚁穴。所以，从来都是国家已兴水利方兴，国家才衰水利便乱。水利，堪称是国家治乱的晴雨表。典型如上个世纪初的旧中国，就是一个水利失修、水患频发，堪称苦难深重的时代，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一切才有了改变。要对比旧中国与新中国，没有什么比对水患的治理更能说明一切的。

抗战前夜的旧中国，在某些人嘴里，似乎是所谓的“黄金十年”。然而，1936年初的《中国经济年报》是这样形容刚刚过去的几年：“1931年的水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水灾，1934年的旱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旱灾，而1935年是把这两个灾荒合流了。”

实际上，自清末以来，由于国家衰败，外敌频仍，整个中国的水利系统一如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华国运，每况愈下。庚午大水，丁卯奇荒，天灾人祸一日重于一日。这种情形在时间进入民国之后，没有得到任何转变。从1918年到1935年间，作为长江水系堤防骨干的汉江堤防，平均四年一决口。而1935年的长江黄河同时泛滥，沿岸堤防全面溃决，更是造成了涉及半个中国的严重灾情。全国8省241个县受灾，仅湖北一省灾民就高达800万，两湖地区被洪水淹死者就超过14万人。而大灾之后，国民政府政府又无力救济，湖北一省就申请紧急赈济款1000万，当时下拨不到10万，最终全国也仅200万元，杯水车薪。当地更不顾民间疾苦，竟以修复堤防为名大加摊派，加上鼠疫，疟疾等疾病流行，使得灾民逃亡无数。受灾最重的钟祥县六十里无人烟，宜城一地灾后瘟疫又病死六千余人，汉江中下游泛滥的血吸虫病更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到根除。

仅仅两年后的1938年，国民政府在兰封会战中失败，穷急之下更是不顾一切地掘开花园口大堤。滚滚黄流在华北平原横行无忌，制造了横跨3省44县、面积高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仅河南一省数年间就淹死三十多万人，而紧随其后的“水旱汤蝗”四害，最终更是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河南大饥荒。

日本报纸上关于“花园口事件”的报道

与旧中国的混乱不堪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1946年12月，解放战争才刚刚打响，国民党反动派竟丧心病狂地炸毁范县、寿张、张秋、东阿四县河堤，试图重演1938年的“以水代兵”，淹没解放区。正处于艰难时刻的人民政权组织黄泛区人民，顶着“国军”飞机的轰炸抢修黄河大坝。这场保卫大堤的战斗，决战在1947年。当年七月，鲁西北人民冒着敌人的炮火，胜利修复五百里黄河北岸大堤，新修的黄河大堤之后数年经受住了连续洪水的考验，保护了无数人的家园，更为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1年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彻底根治黄泛区，周总理亲自批示，河南省成立了著名的黄泛区农场，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如今已成为河南最大的粮种基地，化昔日千里黄沼为万顷良田，成为不折不扣的人间奇迹。

今年的南方大水，让很多人想起了1998年的长江抗洪斗争。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曾经历过一次长江流域的全面洪水，这就是著名的1954年长江洪水。这场洪水是新中国历史上遭遇的损失最为惨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创造的水文记录有很多直到今年都未能刷新。1954年的中国，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长江堤防建设才初具雏形，远不足以承受如此规模的洪水。然而，刚刚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新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与那个混乱的旧中国截然不同，一段英雄史诗就此拉开帷幕。

为了保卫武汉，当时的武汉三镇动员子弟兵、干部、群众30万人抢险护堤，坚守了三个月。这支临危受命、原本对防洪只有粗浅认识的队伍在洪水的考验中成长为一支百战精兵，先后处理大小险情两万多次，平均一天处理险情两百多次，110名英雄英勇牺牲，涌现出了15900名功臣，最终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避免了1935年武汉被大水淹没90天的悲剧。1969年，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在汉口市滨江公园建立了武汉防汛纪念碑，碑文是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而在生死关头，为了保卫下游的湖北汉江平原，上游的四川人民则作出了巨大牺牲。1954年7月29日，洪水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了保卫洪水危在旦夕的江汉平原、保卫武汉，国务院决定在宜宾百里洲分洪。历史上的百里洲就是长江水患的重灾区，1935年大水更是在一年内两次决堤，为了不再悲剧重演，当地在建国后新修了牢固的大堤，经受住了多次洪峰的考验。而此刻，为了保护江汉平原数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百里洲人民不得牺牲自己的家园。

当天，来自宜宾军分区的900名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共1400人，奔赴百里洲紧急转移群众。经过七天奋战，全州迁走35400人，耕牛770头。8日，百里洲顺利完成分洪，四天内接纳洪水40亿立方米，极大缓解了洪峰。为了保证百里洲分洪绝不能牺牲一个老百姓，一线全体指战员坚守到洪峰到来的最后一刻，对极个别宁死不肯迁走的老人采取人盯人的办法，终于在8日下午洪峰全面到来前，真正做到不留一个人。当年8月底，全部避险居民回迁完成分洪的百里洲，全年直到次年5月新粮收获为止的全部口粮由四川省统一供应，对全部被淹没田地进行赔偿并组织修复新建受损房屋，于9月顺利修复因分洪掘开的新大堤。同时，国家紧急从内蒙古调来了耐寒荞麦，组织广大群众一边退水一边抢种，在当年冬天到来前竟收割了8万亩麦田，实现了生产自救。

要治理水患，不能靠消极的封堵，这是中国人从上古大禹治水就明白的道理。1954年大洪水刚刚退去不久，毛主席在巡视武汉时就专门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和治理长江水患的汇报。宏大的三峡工程直到多年后才真正上马，而著名的丹江口水库作为保卫江汉平原的屏障、未来南水北调的关键，于1958年开始建设，解决长江水患的第一场硬仗就此展开。几十年间，为治理长江水患，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者们克服了无数困难，先后建成了葛洲坝枢纽、三峡枢纽，再到不久前刚刚竣工的白鹤滩水电站，为利用长江水资源、防范长江水患开拓了一条艰苦卓绝又无比辉煌的道路。

白鹤滩水电站

今年，我们经受了许多的考验，就像此刻还很严峻的长江流域洪水，这是堪比1954年和1998年两次历史性洪水的大灾。然而，和历史上相比，我们的如今的力量也要强大得多，因此我们才能更从容地应对，绝不再让历史上的悲剧重演。而无论是新中国的水利建设，还是我们的新中国，我们始终在不断进步，不断强大。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不惧困难，无论是疫情还是洪水，还是任何灾难与敌人，没有什么能战胜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自我们的先辈开始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是这样！

团团有话说 第96期

一张轻轻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承载着学子的辛勤与汗水，承载着父母的陪伴与付出，承载着师长的鼓励与教导，更承载着我们的对未来的希望与寄托。也许是欣喜，也许是欣慰，也许是不甘，也许是期待……拿到通知书时候的心情，有千千万万种。你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快来和团团说说吧~

编　　辑丨陈伟星（济南工程职院团委）

校　　对丨张国党

校　　审丨肖　健

值班编委丨连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