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重温了经典影片——《放牛班的春天》——一个与“问题少年”有关的故事，我想结合这部电影来谈谈对“问题少年”的心理学理解。

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池塘之底”的男子寄宿学校，顾名思义，这所学校就像池塘的底部一样，充满了淤泥。收留的是一些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坏”男孩——无视规则，挑战权威，抽烟、打架、偷窃、说谎、恶作剧…

校长一直采用“犯规-处罚”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对这些孩子进行管理，这显然是无效的。

直到怀才不遇的音乐家——克莱门特·马修到来后，这些孩子发生了改变…

问题少年的“问题”是一种反社会倾向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少年是需要被特别关注的，但这种关注不仅是关于如何去纠正他们的行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可能还是与电影中一样，将这些问题少年送到一些“军事化管理”的封闭性学校去进行训练，希望以此让他们发生改变，但这显然是不足够的。

我想，电影里被那些顽皮孩子弄伤的善良的校工马桑大叔道出了根本——这些孩子其实很可怜，他们只是需要人理解罢了…

我知道如果只是单纯地把这句话丢给面对问题少年的家长和老师，他们一定会很跳脚，因为这些问题少年太“恐怖”了，不是单纯的善良和包容——像马桑大叔那样——就可以让他们发生改变…与问题少年的“battle”是有专业技术含量的，既需要包容与耐心，也需要力量与坚决。

首先，我们从一个客观和整体的角度，来看看这些问题少年的“问题”。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对此给出了一个定义——反社会倾向，他是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孩子进行工作后（与影片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提出“反社会倾向”这个术语的。

可能我要先强调一下，“反社会倾向”不同于“反社会人格障碍”。DSM-5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以下描述：

一种漠视或侵犯他人权利的普遍模式，始于15岁，表现为下列3项（或更多）症状：

A．

1．不能遵守与合法行为有关的社会规范，表现为多次做出可遭拘捕的行动；

2．欺诈，表现出为了个人利益或乐趣而多次说谎，使用假名或诈骗他人；

3．冲动性或事先不制订计划；

4．易激惹和攻击性，表现为重复性地斗殴或攻击；

5．鲁莽且不顾他人或自身的安全；

6．一贯不负责任，表现为重复性地不坚持工作或不履行经济义务；

7．缺乏懊悔之心，表现为做出伤害、虐待或偷窃他人的行为后显得不在乎或合理化。

B．个体至少18岁。

C．有证据表明品行障碍出现于15岁之前。

D．反社会行为并非仅仅出现于精神分裂症或双相障碍的病程之中。

我们都知道，反社会人格障碍不仅对社会的危害和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并且通过心理治疗恢复到正常人格水平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如果不对那些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孩子进行及时干预，产生了继发性获益，通过暴力行为实现了利益和欲望满足，他们就可能发展为行为不良和反社会人格障碍。

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池塘之底”的男孩子们虽然顽劣，但是他们在使马桑大叔受伤后会内疚，对于被接纳和原谅后会有感激，这些都是他们后来可以发生改变的积极因素。

与他们产生对比的是，那个从少管所来的、已经有相对严重的行为问题的男孩蒙丹，最终还是通过纵火这种危害性极大的行为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纵火行为的诱发因素——校长对他的偏见、污蔑和毒打，但是他整体上还是呈现了更加无情、敌对和暴力的人格特征。

或者说，蒙丹正是呈现了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在继发性获益前对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孩子进行干预，就可能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障碍。

蒙丹原本是心理医生挑选的、考察其对自由环境适应能力的研究对象，也通过测试评估出他有一些积极因素，但校长的行为也彻底浇灭了那些改变的可能。

因此，反社会倾向与反社会人格障碍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危害的严重程度，而是希望的存在。

反社会倾向的背后是爱的丧失与剥夺

一个孩子反社会倾向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原生家庭的问题——家庭变故、父母感情破裂等等，并且他们曾拥有过好的养育环境…就像电影里的两位小主演——佩皮诺的父母在战争中死去。

皮埃尔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妈妈因为要做工挣钱对他疏于照顾，他产生一些行为问题后（偷窃，数次被公立学校开除），不得不把他送到了“池塘之底”。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在经历着一种剥夺，被剥夺的是来自环境中的他们发展所需要的积极的、好的部分，而反社会倾向正是对被剥夺的反应，是一种对于帮助的哭喊，是一种SOS——他们渴望找回环境中好的部分。毕竟孩子的人格发展还处于不稳定时期，依赖环境为他们提供支持。

有一个困难是，这些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通过付诸行动的方式去表达内在需要，但这种行为是强迫性的和无意识的，与他们内在的真实需要是解离的和失联的。

如果你与那些不断“偷东西”的孩子进行交谈，你会发现，他们最初甚至根本不知道“偷东西”是不恰当的行为，后来知道了这个行为是不正确的，并反复受到惩罚，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偷的那个“东西”，是曾经拥有过的“好的环境”，而这个需要是正当的，但内心需要正当并不意味着就要将此付诸行动，帮助孩子管理他们的需要和行为，正是“好的环境”的功能之一。

显然，“好的环境”的突然丧失对于孩子来说是创伤性的，解离和付诸行动正是对好环境的连续性被打断的防御性反应。

所以，当孩子出现反社会倾向后，环境/父母需要对孩子做出恰当的回应，让孩子能慢慢对环境重新建任信任，足够长的时间后，孩子才能放弃掉他的防御，与他自己内心的真实需要连接起来。

所以，孩子需要的不仅是某一种姿态，或者某一次回应，而是需要一种持续的、稳定的环境。

当然，我知道与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孩子相处也是充满了考验和挑战，很多时候他们反复地付诸行动，以及撒谎、搞破坏这些行为都是让人十分厌烦和难以忍受的，并很容易失去耐心，让家长和老师们也付诸行动——要么就把他们丢到寄宿学校，要么就像影片中的校长一样严苛地惩罚他们，抑或像其他老师一样逃走…

这也让孩子们对环境进一步失望，发展出更僵化的防御和更严重的问题。

温尼科特也强调了对于产生反社会倾向的孩子，最优先的选择还是帮助这个家庭恢复功能，无论怎样，家庭永远是最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

如果父母可以及时地做出一些修复性反应（尤其是在症状产生的早期），那么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行为症状就会消失。

影片中皮埃尔的母亲，在马修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把皮埃尔接回到了家中，并且把他送到了更适合的音乐学校进行学习。同时，她也坚决拒绝了男友提出的将皮埃尔送到寄宿学校的要求，这些都是父母做出的帮助孩子修复环境失败做出的努力，当然也有了好的结果。

偷窃和破坏性行为，是反社会倾向最典型的表现

温尼科特在《反社会倾向》（The Antisocial Tendency）一文中提到：“当失去了家庭生活的某些基本特征时，孩子就成了一个被剥夺的孩子。”这些家庭的基本特征具有指的是什么呢？显然，这也正是一个反社会的孩子试图寻回的东西。

我们还是先回到孩子的行为表现。反社会倾向总是有两种趋势：一种倾向典型表现为偷窃，它意味着孩子在某个地方寻找某样东西，但在满怀希望的时候却找不到，而他所寻找的，是本来就应该属于他的东西；而另一种倾向则表现为破坏性，孩子在寻求环境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可以承受由他们的冲动行为引起的压力。

这两种倾向背后代表着两种丧失：客体的丧失和环境框架的丧失，这是孩子在正常的人格发展过程所必需的环境支持。

第一种丧失——客体的丧失。

我们都知道，婴儿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处于一种“全能幻想”体验中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妈妈细致而周到地照护着。

慢慢他意识到了妈妈的存在，但是在他的体验中，妈妈是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在婴儿的发展过程中，他会有一种“寻找客体”的倾向，并且这是一个恰好的时刻，在他需要和希望的时刻，妈妈也接收到了他的需要，提供给他想要的照护和关爱，这也是一个人建立“关系自信”的基础——即相信自己在遇到困难时是可以得到帮助的，即使在现实中暂时没有人，他也保有着一种希望感…

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需要父母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刻，给予基于他真实需要的支持。如果养育环境的这部分功能突然被剥夺，那么孩子就会陷入一种“强迫性寻找”的状态——偷窃…

但是他们又无法讲清楚自己的真实需要，在被家长和老师询问时，就只能“胡编”一个理由。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孩子退回到了最初“寻求客体”的阶段，在用一种行动化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内在需要。

第二种丧失——环境框架的丧失。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一步步探索和适应一个不断扩大的框架，这是一系列以母亲的手臂或母亲的膝上为基点，逐渐延展的环境——从母亲这个人，到父母的关系，再到家庭（包括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等）、学校和法制社会…

在最初的环境框架中，母亲容纳着婴儿混杂着力比多和攻击性的强烈冲动，父亲可以为母亲提供有力的支持，使母亲提供的这种环境框架不会被婴儿的本能冲动所击垮。

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父母开始建立一些规则，也可以继续容纳孩子因为需要不再被及时满足而产生的各种“折腾”，逐渐让孩子建立边界感，整合攻击性，并发展出适应现实规则的能力。

如果丧失掉了这种稳定的环境框架，孩子将无法容纳自己的攻击冲动，可能会用一种不合时宜的破坏性行为来释放自己的内在张力。

虽然这种破坏性行为背后也是一种希望，即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坚定的、结实的、不会被自己的攻击冲动所摧毁的环境框架，但是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家庭和社会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攻击性表达方式的包容程度也在降低，甚至可能受到法律惩罚。

所以，我再次强调，对于孩子的反社会倾向，一定要尽早发现，及时调整，避免由于继发性获益而发展为人格障碍。因为在早期，基本是可以通过父母的修复性反应——就像皮埃尔的妈妈那样——使孩子回到人格发展的正常状态。

如果发展到行为不良，已经开始对社会产生危害，就要被强制送到相应的机构（少管所）进行管教了。

如何去对待这些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孩子，影片中的马修老师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1）足够包容，愿意透过这些问题少年的顽劣行为，去看见和思考他们内心的真实需要和那个真实的人。

他认真阅读了每个孩子的梦想——2位消防员、3个牛仔、1位训兽师、1位战斗机驾驶、2个间谍、1位想当拿破仑、1位热气球驾驶员、3个外籍兵团…每个梦想背后，都是一个孩子真实的经历和希望…

2）接纳每个孩子，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感受到归属感的同时，也体会到自己独特的价值感。

虽然被恶作剧，马修依然发现了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和独特的嗓音，并根据每个孩子的音色来分配他们在合唱团的位置。

3）像父亲一样坚定而有力量，不会被孩子的破坏性行为赶跑，也不会无底线包容，更不会以暴力还击，这对孩子恢复对关系和环境的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几乎是最重要的）。

在皮埃尔犯错误时，马修没有姑息，但也肯定他的音乐天赋，信任他可以承担起领唱的责任。

4）持之以恒。

虽然马修最后因为学校失火事件被校长开除，但是他却点燃了每个人心中的希望，其他老师和校工共同揭发了校长体罚学生的恶行，校长被开除，让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最终得到了改善，他的力量也会根植在每个孩子的心中。

参考书籍：

1．《家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唐纳德·温尼科特著；

2．《Deprivation and Delinquency》，D. W. Winni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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