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洪侠
整整39年前的明天，1983年4月23日，深圳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或许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吧 ，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提起。深圳值得记住的大事也太多，有些事难免淡出了纷繁的记忆。
不过，您去翻查“深圳大事记”一类书籍，不管旧版或新编，必记载这件事，可见其属于“大事”无疑了。
我本来也对这件事一无所知。2018年（说起来是新冠疫情前两年，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查核资料时与这件事迎面相撞，从此大感兴趣。经由朋友联系，那年我在深圳水库边上的深圳美术馆见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雷子源。
像出示接头暗号一样，我拿出一本名叫《深圳书市》的书递到老雷眼前。他先是一愣，凝神看了一眼，然后以近乎“夺”或“抢”的力度与速度，从我手中抓过书去，连声喊道：“你怎么会有这本书？啊？你怎么会有？你哪里来的这本书？”
于是，那个上午，沉寂多年的故事开始一点点鲜活起来，仿佛平静的水库水面重起风浪。我越听越觉得这个故事比我想象得要大，要复杂，我需要和老雷多聊几次。老雷说，没问题，我现在住香港，来往深圳很方便，咱们随时约。
后来我们又匆匆见过两面。然后，疫情就来了，别说是我，生活在深圳的他儿子雷雨也两三年没和父母团聚了。前几天我和雷雨通话，说疫情也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我的“故事”不能再等了，今年深圳书市39周年正日子就要到了。他无奈地说，父母都健康平安，就是见不到面，好麻烦好麻烦。
第二天他发来一条微信，大意是：我父亲做了几十年文化工作，险象环生，数深圳书市这一次最“凶险”。
我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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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正是深圳书市的故事。采访雷子源那天是2018年8月27日，深圳经济特区38岁生日的第二天，地点是1983年4月23日首届深圳书市的“出生地”。
我没想到雷子源个头那么高。那年他85岁，腰板挺直，走路稳健，握手时很用力，眼睛热情、专注地盯着你，笑容开合得恰到好处。那是见识过很多大场面的笑容。他高声招呼我坐下，仿佛他依然是这里的主人。他人生最闪光的那段岁月，就是在这里铸就的。一回到这个空间，他会觉得豪情顿生，像是重新回到战场，再次坚守在指挥员位置上。
雷子源那天讲了许多过去的事，我因此对深圳水库片区生出强烈的好奇之心。后来，一个冬日下午，我一个人在东湖公园内走了很久，几乎转遍每一处步行可以抵达的地方。那些废弃、闲置或正在装修的建筑，旧貌依稀，风韵犹存，足可让人揣想当日的喧闹与繁华。四十多年前，这里是宝安县唯一对外开放的区域，是专门接待境外人士旅游的风景区。
深圳美术馆现任馆长张燕方是雷子源的老部下，全程参与过首届深圳书市。那天听他细细解读那几张书市馆藏照片后，我一直试着“还原”书市开幕当天的场景。那时这栋建筑不叫深圳美术馆，而是叫深圳展览馆。4月23日的天气预报说是“多云，有小雨，平均气温23.6℃”，可是照片里馆门前的小广场上，天气亮堂得很，并无雨水搅扰。雷子源站在门前刚刚搭起的彩楼前，感觉自己很有些豪情满怀的样子。
一阵鞭炮响起，人人心花怒放。经过半年筹备，首届深圳书市终于开幕了。近万种境外图书摆满展览馆三个大厅。一万种啊！内地什么时候何曾有过这么多境外图书一起出现？而且还专为它们办个书市？他在脑子里重新走了一遍“展线”。他一手布置的，只要一想，展厅的格局就在他脑子里浮现：一进大厅，第一眼看见的是字典、辞典类工具书；进入中央大厅，史地、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医药卫生类图书依次陈列。这些书都是他们去香港一本一本挑来的。而他对香港，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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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子源193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商人家庭，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他随家人回祖籍广东台山避难。1951年，新中国到处需要年轻人参与建设，正在台山读高二的雷子源决定不回香港了，也不等高中毕业了，马上去广州找工作。这位人高马大、长相英俊又有文化的年轻人，很受招工单位欢迎。军政大学？他不想去。许多人选财税部门，他也不感兴趣。雷子源说，我喜欢看书，我去新华书店。
18岁的雷子源如愿去了广州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分配到推广科与读者服务科工作。科长姓黄，叫黄毅。他们同事的时间虽然不长，奇妙的是，几十年后他们竟然在深圳重逢了。
1952年，黄毅回到香港。1953年，广东省新华书店为加强边防地区的文化宣传，决定派雷子源去宝安县深圳镇新华书店工作。那年8月15日，他来到了深圳。
“你知道吗，”那天采访时雷子源苦笑着回忆说，1976年9月5日，当时的县“革委会”召集文化局、基建办、侨社等单位负责人开会，决定要在深圳水库游览区开办一个展览馆。“他们开完会第二天，文化局领导找我谈，让我去接手展览馆。我当时已在文化局工作，我说我考虑考虑。我不是嫌官小，是钱太少啊！只给八千块钱，怎么搞展览？”
“几天之后，9月9日，你也知道，中国发生了大事。”雷子源说。“到了十几号吧，领导又把我找去了，说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都在悲痛之中，去不去展览馆你还好意思考虑？赶快上任！”
接过展览馆的房门钥匙，顺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雷子源骑单车骑了快一个小时，来到了水库边上孤零零一排房子的门前。推门一看，里面连一张凳子都没有。
执掌展览馆后，在北京的邵宇、广州的黄新波等人帮助下，雷子源办了几个有影响的展览。所谓“有影响”，就是要把深圳河对岸的香港人吸引过来；来得越多，影响越大。1978年的春天，他的老领导黄毅出现在了香港人参观深圳展览馆的人群中，而负责接待的正是雷子源。广州一别三十年，二人竟在深圳不期而遇，雷子源管这次重逢叫做“他乡遇故知”。
此时，黄毅已是当时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总服务处的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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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子源回忆说，1980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深圳闷热异常，他忽然接到通知，说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要在新园招待所约见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需要陪同前往。雷子源现场听到吴南生对蓝真、黄毅、王桂鸿等人说：“你们相信吧！特区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文化建设的高潮；欢迎你们捷足先登，来深圳投资兴办文化事业。”吴南生又嘱咐雷子源说，你们和香港朋友合计商量一下，可以先搞个画廊，展示中华传统书画和文房四宝等，给特区开一扇文化之窗。
1980年10月，深圳市政府还不叫“深圳市人民政府”，而是叫“深圳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月的4日，革委会发了一份242号文件，内容是：
深圳展览馆：报来与香港博雅艺术公司联合开办深圳博雅画廊协议书收悉。经审查，同意。
我在深圳档案馆找到了文件中提到的协议书。这已是一份体现当年深圳人敢闯敢试精神的文献了。虽然深圳博雅依然算是“文化窗口”，但从这份协议开始，这个“窗口”不仅要展示、销售内地的书籍与画作，也可以进口境外的包括书籍在内的文化商品。1981年7月，深圳博雅正式营业。深圳第一家深港合作的文化企业就这样诞生了。黄毅是博雅画廊的首任董事长，雷子源是总经理。二人计议：香港的几家出版社1980年已经在北京搞过一次中文书展了，但品种太少，不过两三千种，为什么不在深圳搞一个大的书市？
1982年10月12日，深圳博雅画廊给深圳市委打报告，要求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联合举办“深圳书市”。18天之后，深圳市委宣传部复函给“深圳博雅画廊并市文化局”，说“经请示市委，同意你们提出的举办书市的意见”。不仅是同意举办，复函对如何选书、如何结算都有非常具体的指导，还原则同意了给书市使用的外汇结算用十五万美元指标。
书市开幕那天，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三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总管理处和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悉数到场剪彩。黄毅当然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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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雷子源时让他大为惊讶的那本《深圳书市》，我是从网上搜购的。说这是一本书当然没错，但其实只是一册内部印行的深圳书市参展图书目录：平装，繁体横排，1983年4月香港印刷，304页。据书中所列“订购、选购图书须知”，当年参加书展的人应该人手一本，现场选中书后，即查找书中相应编号和定价，填入书后所附的订购单中。
不过，近四十年过去，此书的实用性虽已为零，而文献价值却与日俱增。说它是“深圳阅读史上的重要文献”也丝毫不过分。
▲《深圳书市》其实只是一册内部印行的首届深圳书市参展图书目录。
记得初翻此书时，我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谁能想得到呢？那些现在已成“传说”的大书，那些眼下到处找都找不到、找不齐的书，那些如今旧书网上价格高不可攀的书，像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1年初版的沈从文先生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1983年都曾经在深圳水库西北角几间还算敞亮的房子里出现过。
且说某次翻到《深圳书市》第44页时，我大吃一惊！金庸！12部金庸武侠！明河版！书市订购编号从241341，排到241352！
香港原版竖排繁体金庸武侠小说，1983年为什么会在深圳出现？
老雷说，深圳当年曾向香港派出了一个高规格的“赴港选书小组”，由一名市领导带队，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以及博雅画廊均派员参加。他们当时下榻的酒店房间里满满当当堆满了各出版机构送来备选的图书，一万多种书他们都一本本翻看，遇见“情况”，共同商议处置办法。市领导很信任雷子源，说：“你认为有问题，就不进。你说了算，不然让你当总经理干什么。”雷子源明白这句话的重量。
“选书小组”几乎人人喜欢读武侠，他们都觉得深圳书市上不能少了新派武侠。但是，此前内地还从来没有哪个机构正式进口过金庸作品，要开这个先例，可能有风险。最终他们经过请示，专门给金庸武侠定了一条原则，叫“先进后审”，即先进口再说，根据情况再进行审读。
首届深圳书市圆满成功。在1983年5月31日提交给市委的书市总结报告中，雷子源他们没有回避武侠小说过于火爆的问题，并专门写了一段带有“自我反省”味道的文字：“要加强对图书的宣传介绍，善于引导和帮助读者选书。……书市展出了几十种港版武侠小说，各地选订时，一些单位偏重或全部选订这一类武侠小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婉言解释，提出此类武侠小说一是不宜于大量在普通读者中流传阅读；二是不能接受大量订购，以免过多消耗国家的宝贵外汇；三是如大量发行这类书，书市就会走向单纯经济观点的邪路。因此只允许省市以上图书馆每种订一套。”
这已经有些像检讨了。而且，一二三四，又是“外汇”，又是“邪路”，哪里还是“婉言解释”？估计雷子源他们耍了一点“丑话说在前头”的言说策略，以防万一有人发难，他们也有个退路。即使如此，后来 “内参事件”及其严重程度，还是大大出乎了他们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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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你突然想读金庸武侠，尽可随便走进一家书店或选一个图书电商，想买哪种就买哪种，新版旧版典藏版青少年版随意购，随便读。如果想收藏，那就去旧书网逛逛，明河版、三联版、远景版都有，只要肯花高价，没有买不到的版本。你会认为这一切都很普通，很正常。
可是，你哪里知道，1980年代初，新派武侠和封建迷信读物、港台靡靡之音、诲淫诲盗小说、明星秘闻报刊以及喇叭裤、蛤蟆镜、披肩发等，同属不健康、很腐朽、要抵制之列。就是在这种气候下，1983年4月23日，12种香港明河版金庸武侠小说赫然出现在了首届深圳书市上。这是原版香港新派武侠首次穿边境，过海关，登深圳而入书市。
内地要到1985年才第一次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作品，即天津百花版《书剑恩仇录》，之后直到1994年，三联简体版“金庸作品集”才浩浩荡荡问世。深圳与香港关系如此紧密，《深圳特区报》上第一次出现“金庸”二字，也要到1986年了。
我和雷子源聊深圳书市，每次他都会说起金庸武侠；而说起金庸，他又必会说起仿佛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份内参。时间过去近四十年，提起此事他仍然有些愤愤不平，不平中又有几分洋洋自得。
1983年的冬天，一位记者在广西采访，转到柳州，发现路边一书摊正在售卖香港原版竖排繁体的金庸《飞狐外传》，顿时警觉，疑有敌情，即质问摊主从哪里走私来的资产阶级封建迷信反动庸俗小说。那摊主只是想靠卖金庸武侠赚点钱贴补家用，哪里想到这书竟然“毒草”一般。又见眼前这人说话理直气壮，似大有来头，于是心先虚了，不敢有半点儿隐瞒，说是自己跑到特区千辛万苦在深圳书市上买的。那记者闻听此言，随即杀到深圳暗访。那时深圳书市早已闭幕，但开在东门解放路深圳戏院街对面的博雅画廊还是有金庸作品在卖。他马上写了一份内参。没多久，内参由省里转到深圳。据知情人回忆，这份内参说，深圳书市公然贩卖香港出版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用“封建迷信、荒诞不经”的思想毒害读者。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雷子源赶紧攥着内参复印件去找市领导说明情况。熟读《资本论》的市领导让人找书来仔细看了一遍，评价是“基调还是健康的，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能说是坏书”。
雷子源还给我讲了另一件事。原来，那年冬天他专门去了一趟北京，任务是去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的办公室当面检讨。他认识边春光。深圳书市开幕时，边局长是主席台上的剪彩嘉宾。
“边局长，我是来检讨的。”雷子源到了边春光办公室后马上直奔主题。
“噢，”边春光笑了，“内参点名批评你们那事？”
雷子源苦笑点头。
“书市上金庸的书有多少种？”边春光问。
“十二种。”雷子源答。
“那你们书市一共进口了多少书？”
“一万多种。”
“所以嘛老雷，”边春光说，“你不用紧张。一万多种书，有十二种书不该进口是吧？占多大比重呢？千分之一嘛！”
边局长又伸出两只手掌，说：“这十个指头，你连一个指头的错误也不够啊。”
“你知道吗？”采访那天雷子源拍着我的膝盖说，“我办深圳书市，搞各种改革，闯各种关，受各种委屈，我没有哭过。可是，那年在北京，听了边局长那番话，我流泪了。那段时间我压力太大了。听边局长这么一算账，我心里那块石头才真正落了地，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
两年前我制作“夜书房版深圳40年40本书”书单时，坚持将“金庸作品集”列入其中。许多朋友质疑，说金庸既非深圳人，“飞雪连天射白鹿”之属亦非为深圳而写，更不是写深圳，为什么要给金庸武侠戴一顶深圳帽子？
我说，金庸于深圳城市阅读史而言，有两件意义深远之事，其一，首届“深圳书市”开金庸香港原版新派武侠小说内地传播之先河；其二，2000年后金庸多次来深圳参加读书活动，并欣然出任深圳读书月特别顾问。如今他的名字依然每年会出现在读书月顾问名单中，只不过名字上多了一个黑框。这是让大师每年深圳读书月接受万千读书人致敬的特殊方式。
不过，我承认当初我选“金庸作品集”有考虑不周之处，此刻我隆重修订：将“金庸作品集”换成“《飞狐外传》”！
1933年
雷子源出生于香港。
1941年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随家人回祖籍广东台山避难。
1951年
如愿分配到广州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工作，并结识了黄毅。
1952年
被派到宝安县深圳镇新华书店工作,因此来到深圳。
1976年
执掌深圳展览馆，此后办了几个有影响的展览。
1981年
与香港博雅艺术公司联合开办深圳博雅画廊,雷子源为总经理。
1982年
深圳博雅画廊给深圳市委打报告，要求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联合举办“深圳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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