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按：
1997年5月16日，“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今天是他逝世21周年的日子。
回首汪曾祺的一生，无论为人为文，他都纯朴自在、温润通透。他是坦诚的小说家，亦是有情趣、懂幽默的生活家。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喜欢到处逛，泡茶馆，是个“坏学生”，也就在这个时期，他遇到了影响自己写作生涯的师长、挚友沈从文。
在汪曾祺最艰难的时期，沈从文写信鼓励他写作，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张兆和。沈从文去世前，汪曾祺梦到老师：“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著。”可见师生情谊之重。
在张新颖教授《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两本书中，有多处关于师生二人的描写，读来令人动容。主页君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张新颖教授《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在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推出了本书的增订版；张新颖新著《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也于前不久推出，是为“合璧之作”。
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师生情
摘编自张新颖教授
《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1.
沈从文：“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上过沈从文的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一九八六年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有别人未及的记叙：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沈从文自己创作，他也一直习惯叫“习作”，叫“实习”。他不赞成命题作文，但有时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毫无系统。……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
“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
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汪曾祺说，“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一九四一年二月，沈从文致信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的施蛰存，特别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萧乾太太王树藏，写小说或者也有前途。刊物少，不够运用，否则一面学，一面写，两年内必有一批生力军露面。”
被沈从文预言“将来必有大成就”的汪曾祺，有一天晚上，“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他自然深知，亦不无骄傲，“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初，沈从文给在上海的李霖灿、李晨岚复信，主要是想托他们为汪曾祺找一个工作，当时汪曾祺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不遂意；顺便提及自己的情况，如此说道：“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
汪曾祺也关注到这场“围攻”：“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1946年5月3日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2.
“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一九六一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蜡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心常隐痛就是由此而起。
但在阜外医院的三十五天，对沈从文来说，就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住院期间他收到汪曾祺的一封信。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从他劳动的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
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
“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现在，“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可比当年一时找不到工作要严酷得多，沈从文的回信因此也大为费心。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
沈从文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
沈从文当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
“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汪曾祺所画的《昆明猫》
3.
沈从文：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十月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
汪曾祺的点点点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
“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
“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一九六五年二月和三月，沈从文接连给巴金去了两封信。
但这封信的重点却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汪曾祺的工作。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大获成功，沈从文也高兴，但他总觉得汪曾祺应该“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去写短篇小说。
“听说近年山西年青作家多有模仿赵树理趋势，河南作家又以能仿李准为方向，湖南则周立波笔调成为年青作家学习对象，此外都不大懂，也不好学。这么下去，哪能够有希望突破这几位大作家所立下标准，得到更大成就？照目前学习方法，外来的既不好学，学来也不抵用，五四以来的又不受鼓励阅读，仅只学赵、李、周诸公，求文艺上有些新光彩，恐怕不容易。从大处看，我倒觉得若有机会让曾祺各处走动几年，写几十个短篇，把旺盛精力用到些新的短篇试验上去，对国家为经济……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
沈从文在汪曾祺不知道的情形下，去托老朋友巴金，有机会“为安排他今后工作”出点力，他自知自己没有这种影响力，却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曾祺今年也四十多了，使用他也要及时！在剧团中恐难于完全发挥他的长处！”
三月八日，沈从文再次致信巴金，这才明白自己的操心是一厢情愿：“涉及汪曾祺事，昨闻已经和赵燕侠等廿人去四川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准备编写‘红岩’新京剧。这一二月后即来沪演出。这种光荣任务，当然十分有意义。而且听说他十分高兴就新戏革命中贡献出终生精力。组织既重视此工作，他本人又能和团体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打成一片，工作中尚可充分发挥所长，所以我前信中说的希望他改写短篇小说，真是愚腐主观见解，十分可笑！”
信末感叹：“我们用过去习惯眼光来看现在小说，希望现在小说能如过去情形启发读者，是我们太落后的观念。我的落伍真是太可怕了。”
《芦荡火种》，沪剧剧名，也是样板戏《沙家浜》的前身。1964年该剧被北京京剧团移植为京剧，初名《地下联络员》，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后相继改名为《芦荡火种》和《沙家浜》，“文革”中被确定为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
4.
沈从文谈汪曾祺的作品：素朴亲切
一九八一年年底，沈从文的旧作开始印行……—看起来，确乎形成了一个“沈从文热”。
置身于“热”的中心，沈从文却一点也“热”不起来。他非但没有因“热”而膨胀，反倒想把自己“缩小”：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说，“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
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沈从文读了古华的长篇《芙蓉镇》，印象极好，多次向人提及；儿子塞给他一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他也读完了，觉得也好，但对表现方法有保留。
汪曾祺以《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与当时作品那么“不一样”的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别开生面，别人惊奇不已，沈从文当然不会是这种感觉，胡乔木一九八二年春节期间到沈从文家拜年，两个人在屋子一角谈天，胡乔木说汪曾祺的作品“无一句空话”，沈从文说是“素朴亲切”四字。
一九八二年，沈从文八十岁生日，一家人平平静静地聚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汪曾祺为老师的生日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惊。
中间还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
著书老去为抒情。
1991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1.
《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
封面绘图介绍：“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此信或当在十二月初到）。”一九三〇年，沈从文离开中国公学，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还未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加之在武昌又眼见许多烂污与恐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种种的苦衷和牢骚，往往倾诉给远在美国的王际真。这幅速写就是沈从文在当年的十一月五日晚上所画，在写给王际真的信里。也因为自由而任性地无话不谈，他时不时还会描绘一些“幻想”——他曾在给王际真的信里附寄过几次自己的画，因而说，“我倒并不忘记廿年后成画家的希望”。
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变动的时空中叙述他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他的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这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
2.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增订版）
封面绘图介绍：“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这幅速写是沈从文画的。一九五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的早晨，外滩的外白渡桥，游行队伍——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黄浦江里游离自在的生命状态：小小的艒艒船和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传记，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一如他爱家乡的那条长河，曾经不知疲倦地抒写那条河的故事，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抒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暨2018年“增订版”，新增《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绝境的故事，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创造力的故事，爱的故事，时间胜利的故事），并首次收入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本书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第10届“文津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