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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四号助手逃走的两天后，我又去见了处长。聊了几句，他叫我等一会儿。过了半小时，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走了进来，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那日本人和处长说了几句话就走了，那名中国人留了下来。他是一个相貌平常但身材高大、年约四十的壮汉。处长向我们俩点点头，示意我们俩坐下。

处长向我介绍他：“这位先生就是横行北满的盗匪的代表。”

我在心里“哦”了一下，想起来前几天处长跟我说的要我去谈判的事。我不由得更加仔细地观察起那位中国人来。他似乎能感觉到我在观察他，侧过脸朝我微微一笑。他看上去倒是很和善的样子。

处长接着说：“他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军官和34个日本兵士，他们想要以这些俘虏来交换几个被我们关起来的囚犯。他准备留在这里当人质，以他的生命担保你个人的安全。”

听到这里，虽然才见面几分钟，但我还是对那位中国盗匪代表起了一点敬意——到日本人手里做人质，要冒多大风险？我用眼角的余光看他，他神色依旧平常。

处长说：“明天，你和他的一个手下出发到海伦去，你在对方指定的车站下车，不论对方把你带到哪里，你只管跟着他走。你的任务我在前几天的谈话中已经和你交代过了，希望你还记得。”我点点头。

“到了他们的营地后，你要确认他们手里到底有几个日本军官和日本士兵。如果营地里真有日本俘虏，请你写下他们的名字和军衔告诉我。如果我们双方交换俘虏，有关事宜还要请你安排，要注意细节问题。”处长说道。

那位盗匪代表一直保持沉默，等处长把话讲完了他才开口，他说希望这次谈判顺利。

2

第二天上午7点钟，我由这位中国盗匪代表的一个手下陪着，乘车到海伦去。我的向导比那位代表更加沉默寡言，一路上并不说话，只以点头或摇头回答着我的问题。直到离哈尔滨50公里远一个叫李家窝堡的地方，他才恭恭敬敬地请我下车。我们离开车站，走进一个乡村，穿过了几条街道，走到一所中式小屋面前，我看到小屋前有两匹配好鞍缰的蒙古马。

我的向导径直走到马前，解开了马缰，把一条放在我手中，叫我上马。我们骑行了6小时，到下午3点光景，到了一个满洲村落，村口有一群中国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的向导跳下马，和那群人轻轻说了几句话，他随后转身对我说，要把我的眼睛蒙住。

在别人的地盘上，我只能表示同意。我被蒙上了眼睛，马被向导牵着又骑行了20分钟。当他们把我眼睛上的布移去的时候，我看见自己已经置身在一个山洞中了。光线突然由暗变亮，我的眼睛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过了一会儿我才看清楚，山洞里站着五个中国人，其中一个穿着西装的人走上前来，用很不错的俄语对我表示欢迎。

谈判很简短。他们是真的盗匪，只想恢复与日军作战时被俘虏的27个弟兄的自由，只要日方同意，他们释放34个日兵和两个军官当作回礼。

此次交换是分为阶段进行的。土匪方释放17个日本兵士和一个军官，同时日本司令部释放17个土匪。这17个土匪的名单是由匪首列出的。交换进行的同时我不能走，日本人让我留下作为人质，我很清楚，这才是我在任务中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土匪告诉即将释放的日本俘虏，如果日本人敢耍什么花样，他们就要把我打成筛子。

当天晚上7点钟，18个包住眼睛的日本人，骑上了蒙古马，由一个中国人带着出发了。我写了一封信托这军官带给处长，说明我们商妥了交换的条件。

两天以后的日落时分，17个被释放的土匪到了，然后他们又将18个日本俘虏像第一队那样地放回哈尔滨。我仍然被留着当作人质，但还不如说当作贵客。土匪待我很客气，用他们最好的酒食招待我。

3

又过了两天，最后被释放的10个土匪到了，我的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告别了相处愉快的土匪，我仍照同来的时候一样回去，两名土匪骑马陪着我，在骑行了数小时之后，他们叫我下马，拿掉了蒙在脸上的布就放我走了。半小时后，我就到兴隆镇车站了，那里和我第一次下车的地方有40公里的距离。

回到哈尔滨立刻去见了处长。他含笑接待我，并对我大加赞扬：“我今天就要写报告到东京去，把你完成任务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也会为你的勇敢而大加赞叹，你竟为了日本兵的自由，而让自己成为人质。”

“不过，你恐怕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了。”处长说，“现在你有一件工作要做，去营救好几百个被义勇军捉住的日本人，我们已经毫无成效地营救三个月了。义勇军比盗匪更难对付，他们的武器、服装和食物都是极差的，但他们却坚持与日本人战斗，炸毁火车、破坏路基，不断地骚扰有日军驻扎的军营。这简直是一件很让人头痛的事。”说到这里，处长叹了一口气。

“那几百个被俘虏的日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对方派人来谈判过吗？”我问。

处长摆摆手说：“你别急，几天没见你，我也想和你聊聊了。”听他这么说，我先前有点紧张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我最近总是在思考日本的未来。有的夜晚想着想着，竟失眠了。中国比我想象中要强大，中国人模仿西方的技术制造每一件东西，小到火柴玩具，大到枪械军火。现在日本还有一些物品能出口到中国，但十年以后呢，恐怕中国还要出口物品给日本了。而且，中国人都以最廉价的劳动力来和日本竞争，他们不仅要的报酬比日本工人低得多，而且中国人更吃苦耐劳，他们的体质比日本人更强壮，比日本人更能适应于各种坏的环境。让我生气的是，我们日本有些傻瓜竟然认为一个团结一致的中国对我们日本来说更有用，我倒是希望中国因为闹革命而社会秩序大乱，这样更加利于我们日本进行军事控制。”

我虽然表面微笑着，但心里有些吃惊，面前这个略显忧愁的人，可不像从前那个狂妄自大、以为日本能征服世界的处长。这是处长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这样的神色。

处长似乎看到了我心里的疑惑，说：“你可能觉得我，一个日本军官，对一个欧洲人说这些话，好像很不合适，但是我之所以对你说这些，就是因为我深信你对日本人是有认同感的。现在我正在把你当作我的自己人来看待，而且我很希望你终有一天会永远成为我们的人。”

我不作声地点点头。

他略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为达到和中国人竞争的目的，我们已在中国建立了成百上千的工厂。但我也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的工厂有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为我们工作，在日本我们却有着无数的失业者。如果我们再耗费十年的时间来征服中国，那我们就等于宣告了自己的死亡了。即使他们现在不团结，但是他们一直在建立兵工厂、军事要塞和学校等等。再过十年，我们就要吃不消他们了。很多日本军人以为中国人不能作战，但这已经是旧观念了，你已经见到过在嫩江、松浦、齐齐哈尔，以及在其他会战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匪徒像猛虎一样地战斗着，宁愿死也不肯投降。而且最让人烦恼的，他们遍地皆是，在我们认为他们已被歼灭的时候，我们的火车站却在各处被炸毁，我们的士兵每天都被俘虏、杀害。”

说实话，因为处长太喜欢长篇大论，我听得有些走神，但他突然猛拍了一下桌子，把我吓了一跳。

他喊道：“十年！如果我们再等十年，那么中国人就有了武装自己的时间，那便给了他们任意糟蹋我们的机会了。我们不允许他们有十年时间来武装自己，我们不仅不许中国武装自己，也不准‘满洲国’和朝鲜武装自己，这对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十年时间啊！你想想如果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有了武装和训练的时间，他们想什么时候灭了我们日本，就什么时候灭了我们日本。我们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绝不可以！如果日本不马上采取军事独裁制度征服中国，不把那些意欲反抗的骚乱者枪毙，那日本就完蛋了。我们必须现在就征服中国。征服中国的时间晚一年，难度就增大一年，让我们等那么长时间，我们等不了！时间越长，我们越不可能征服中国。日本要利用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有控制了中国，我们才能执行伟大的纲领。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我们就可以以中国为基地拿下西伯利亚，拿下印度支那，拿下菲律宾、印度，再攻取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想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没有中国，日本就只有回到岛上，去吃鱼度日。”

处长见我脸上露出疲倦的神色，他“哈哈”一笑：“恐怕我说得太烦琐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我想请你和我一同吃中午饭。”

我们一同走进餐厅，那里已经有两名日本少女在等候我们了。我们吃的是西餐，而且让我意外的是，处长在餐桌上彬彬有礼，竟与平时判若两人。

处长真是一个让我觉得好奇的人，他有时像是一个君子，有时又像是一个俗人；我能看出他是一个受过很多教育有修养的人，但他的狂妄自大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个懵无所知的人；他深信日本终究能征服中国，但偶尔地，他又好像忧虑着他的国家的未来。

在喝到第二瓶法国美酒的时候，我放着胆说：“我看你是曾经游历过许多地方的。”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你所说的英语带着美国的口音，只有在美国住过多年的人，才能说出那样的英语。”

处长深深看了我一眼，然后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或许你是对的，但可惜我不能回答你。不管一个人在日本情报部的地位如何，他都不能随便说出他的名字、等级、出身，以及任何关于他生活中的事情。我们统统只有一个号数，没有名字，也没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这处长可真是谨慎得很，我在心里想了一下，说：“请你原谅我的鲁莽，我们还不如回到关于工作的话题上去。”

见到我道歉，处长的脸色缓和下来了：“那正是我想说的。这几天你回家好好休息，毕竟接下来的是一件危险的任务，我希望你能恢复精力去面对它。”

我点点头。他的严肃与谨慎，让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很快，用餐结束，我便告辞回家去了。

编辑 |别毕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