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太宗李世民最大的政绩，莫过于创造了一个贞观盛世；提到隋炀帝杨广，只知道他为了下江南发动全国民工开凿了一条直通扬州的大运河。于是，唐太宗成为了千古明君，而隋炀帝却成为了千古昏君。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分别对隋炀帝和唐太宗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两个评价放在一起读，或许更能品味出贞观之治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繁华，而隋炀帝的大运河却是一项千秋万代享用的伟大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太宗的贞观盛世确实难以与隋炀帝的业绩相比。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

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画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篡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开凿大运河）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隋炀帝杨广）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

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唐太宗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