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萌动的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省的文学领导部门均不约而同地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改稿会”、学习会。文学界的新老作者们聚集一堂，彼此切磋交流，集合起了最初的一支支文学创作队伍。

我参加的第一个省级文学创作座谈会是由《河南日报》组织的。来自河南省各地、市和省会郑州的几十位文学创作者汇聚在《河南日报》招待所，一个个意气风发，高谈阔论，自命不凡，那情形犹如一群江湖好汉啸聚山林。会议的具体操作者是《河南日报》副刊部主任王五魅，他个头矮壮敦实，浓眉鹰眼，和善中透着威严和决断，传说当年河南的名作家李准是他从业余作者中发掘出来的。与会的业余作者无不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王五魅先生发掘出的第二个李准。

这次会议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第一是河南日报招待所，闹中取静的小院儿，一排排灰色的老式平房，犹如历经沧桑的老人一样温馨而又平和。那个年代，吃饭限量，除了收钱还要收粮票。河南日报招待所的会议餐却是热乎乎的大锅菜大馒头随便吃。给人一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迈之感。

第二个印象是女作者叶文玲。叶文玲那时还是郑州钢笔厂的工人，却放卫星似的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心香》。与我相识的郑州市的业余作者们纷纷传说这篇小说是她丈夫捉刀代笔，用她的名字完成的。据说其兄、其夫均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因种种原因落难河南，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某某某与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同窗好友……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儿，甚至与会的有位作者还扬言要与叶文玲比试比试：双方都关在小房间里，限定时间，用同一个小说题目写作，看看谁拿出来的东西更好。

叶文玲大姐生得微白微胖，操着浙江人那种费解的南方口音，说起话来语速快捷，仿佛在生产线上拼命地赶任务。开座谈会的时候，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挤兑她，她脱口说出“不要嫉妒”之类的话，引起一片不以为然的哄笑声。

关于她的传言，我只是姑妄听之罢了。后来，《心香》拿到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她也和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等一起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创作班的学员，并被调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做了专业作家。那个时候，我也调入了河南省作家协会《莽原》编辑部，我们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叶文玲日后回到故乡浙江，做了浙江省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成为了著作等身的知名人物。

一九八零年夏初，河南省作家协会组织的“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大规模座谈会（改稿会、培训班），我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与会的青年作者朋友们到我就职的《河南青年》编辑部聊天儿，说是于黑丁同志在会上表扬了我，大意为，“《人民文学》今年第九期小说专号，刊登了咱们河南三位作者的小说，其中杨东明发表了两篇。杨东明来了没有？——”

我没在现场，但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想象着自己的名字被于黑丁同志提及时的荣光，我这个小青年竟然激动得情难自抑。于黑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前辈，据说曾经象张春桥一样在上海的亭子间做左翼文学青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黑丁曾经向中央写过揭发张春桥的材料）。到延安之后，黑丁担任过延安文协的负责人。

黑丁此时是河南省文联和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我得到了一个消息：以黑丁为主编，正在筹办一本大型文学期刊《莽原》。这本大型期刊归在河南省作家协会名下，实际参与其事的是三位专业作家。徐慎先生在《奔流》（《河南文艺》）做编辑期间，曾经受邀到信阳市为业余作者们讲授小说写作技巧，我得以与徐慎先生相识，成为忘年交。

河南省作家协会于一九八零年夏初组织的这个改稿会安排在郑州市纬五路河南省教育学院，我到那里去拜望改稿会的实际负责人、作协副秘书长杨晓杰先生。杨晓杰先生是一匹经受过政治运动历练的老马，他驾轻就熟地掌控着纛集于此的这群文坛闯客。杨晓杰告诉我，“把你的名字加上去了，欢迎你随时来。”

我以实相告：我所就职的《河南青年》那边人少事多，一个月的长假，是请不下来的。

虽然无法参加河南省作家协会的这个学习班，但是我对河南省作协正在筹办的大型文学期刊《莽原》却心向往之。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文坛春草萌动，思想活跃，《当代》、《十月》、《花城》、《钟山》……一大批足以容纳中、长篇小说的大型文学期刊应运而生。作家徐慎先生告诉我，河南的几位专业作家打算仿照三十年代文人们办“同人刊物”的做法，创办一本属于作家自己的期刊。除了南丁、荃法、徐慎三位老作家之外，还想吸收几个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者，大家抱成一团，把《莽原》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来。

徐慎先生性格直爽，口无遮拦，他当即问我，“你是想当官还是想当作家？如果想当官，就留在团省委，如果想当作家，就到省文联来。” 我回答说，“我这一辈子当然是想要当作家的。”徐慎先生一笑，“那好，你等我的消息吧.《莽原》这本刊物，法人代表是主编于黑丁，实际负责人是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南丁。我和南丁联系一下，你和他见个面。”

在此之前，我虽然见过南丁先生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印象中的南丁先生总是笑眯眯的，看上去像是一个面慈心软的菩萨，他是南方人，自有一种南人特有的洁净和文雅。入冬，他的脖子上围着质地颇佳的毛围巾，为他点缀出一种生活考究的风度。在江湖传说中，当年的青年作家南丁风流倜傥，参加的时候，他身穿哥萨克骑兵式马裤，脚蹬长筒皮靴，一副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的气概。第一届全国青创会上，有老作家褒扬他的小说名篇《女检验工叶英》，他居然挥手道，“我们无需你们吹捧——”

那是何种锋芒，何等自信！

经历了“反右”，经历了“文革”，南丁变得内敛了。昔日外露的锋芒已经难于窥见，留给人们的唯有菩萨般含而不露的微笑。

不日，徐慎先生带来好消息，说是南丁听了关于我的介绍，看了我发表过的那些文学作品，认可我加盟《莽原》，并且约我在家中面谈。

那是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到家中拜见南丁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南丁的书房不大，我惶惶走入时，他从写字台前偏转身子，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那张椅子离写字台很近，这样我就清楚地看到他的写字台上摊开的杂志内文，正是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生活的旋律》。

他很客气地鼓励我，你写的东西我看了，你的文笔不错嘛。我当然是要谦虚的，谦虚谦虚再谦虚。简单的寒暄和客套之后，南丁直奔主题：《莽原》正在筹备，你能尽快过来吗？你来吧，赶快来——

隔日，《河南青年》杂志总编陈鹤翔先生对我说，河南省作家协会来人商调你了。我当然是不想让你去的，团省委领导也不想让你走。可是文学人才嘛，我们也不应该耽误喽。几句正话之后，他忽然话题一转，感慨地说，你知道是谁来商调你的吗？是作家段荃法呀！《状元搬妻》，“文革”前我读过他这篇小说。那么一个大作家，就掂着个小黑，亲自跑到团省委来调你……

我感慨于陈鹤翔先生的博闻强记，我感动于段荃法先生的躬亲劳碌。段荃法先生为人低调，见了人总是低眉敛目地微笑。他那黑瘦的身材再搭配一个不起眼儿的人造革黑提兜，很难让这个形象与大作家联系起来，

不久，我调入《莽原》，与段荃法先生朝夕相处。每当看到他掂着那个小黑提兜出现在编辑部，我的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如此这般进出团省委的情景。

段荃法先生后来担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忙于日常杂务之外，笔耕不辍，著作颇丰。退休后，他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一组短篇小说《天棚趣话录》，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谦称“指教”。我拜读了那组小说，真是文笔老辣，炉火纯青。

忽一日，听闻段荃法先生罹患肾癌，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了手术。我连忙带了当年的新毛尖茶到病房探望。先生精神不错，只是愈发黑了瘦了。我挑尽好话，竭力安慰，先生淡淡一笑，似乎在讲“天棚趣话”：不知道它肯不肯让我过了五年安全期……

“天棚”之上，似有神助，五年期过了，眼看已是第七个年头。先生忽然旧症复发，全身转移。那是2010年初，李佩甫给我打电话说，荃法不行了，赶快去看看吧。我连忙跟随佩甫去了河南省中医一附院。其时，李佩甫的《羊的门》与其它几部长篇小说已蜚声文坛，李佩甫也进了河南省文联“领导班子”，成为河南文学界新的领军人物。病榻上的段荃法挣扎不起，只能以目相望，絮语微弱，若有若无。

佩甫和荃法同为许昌人，同乡加老师，愈发尊敬亲密。当年段荃法参与筹办《莽原》，调我亦调佩甫。佩甫在许昌，而我在郑州，楼台近水，我得以先登了一步。

此一晤，我俩与恩师段荃法先生形同诀别。

……

离开病房时，我在前先行，李佩甫滞后，一步一回头，只见段荃法先生吃力地在与医生和护士说些什么。

走出病房之后，李佩甫叹息着对我说，知道荃法刚才跟医护说些什么吗？我摇头，李佩甫道，荃法对医生和护士说，你知道来看我的这两个是什么人吗？他俩是——

我不解。

李佩甫苦笑，希望医生护士能够重视他呗。

佩甫大巧似拙，心思绵密，洞悉世态，谙透人心。经佩甫点拨，我方顿悟。这一悟，却又悟得心口生疼：荃法这是还想活呀！

眼前竟又浮现出当年荃法掂着小黑提兜去团省委为我办理商调事宜的情景，令人不胜唏嘘。

段荃法先生与何南丁先生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我调入《莽原》不久，南丁先生与荃法先生就到镇江参加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临行前，南丁先生交代，《莽原》创刊号备发的稿子，交给东明处理。我在受宠若惊之余，拿着鸡毛当令箭，把放到我案头的几尺厚的稿子，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

这一看，就看出了我自己的意见来。

我觉得，所有的备用稿子里，写得最好最出色的是张一弓的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其次是张斌的中篇小说《紫丁香》。那时候，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正以振聋发聩的力度震撼中国文坛。据说《收获》编辑部对这部大胆抨击中国农村过往政治运动的力作难做取舍，最后还是由巴金先生看了，亲自拍板才以刊物头题推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拿下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第一名，而交给《莽原》的这部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同样张扬着直面历史的勇气，是一曲苍凉悲壮又不乏浪漫色彩的英雄之歌。

张斌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的这部中篇小说《紫丁香》写的是他早年经历过的军校生活，悠远的甜蜜，淡淡的感伤……在满眼遍是政治“反思”和“伤痕”的中国文坛，这部小说显得独有韵味，别具一格。

《莽原》创刊号计划发表三部中篇小说，我觉得用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打头，张斌的《紫丁香》做二题，是最好的选择。当时的《莽原》编辑部，正式调入的人员只有南丁、荃法、我和另一位青年作者四个人。南丁、荃法和那位青年作者都有中篇小说备发，那位青年作者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创刊号南丁的中篇小说《尾巴》做头题，荃法和他的中篇小说随后，已经是敲定的事。

南丁和段荃法是调我来此的恩师，我尚不至于愚蠢到否定他们的作品。于是我也开诚布公地说，把你的中篇小说拿来让我看看吧。他把稿子抛给我的时候还抛了一句话，我的小说南丁和荃法已经审过了。

我干嘛要得罪同事呢，我诚恳地说，你的大作当然是要发表的，不过能不能往后放一放？《莽原》编辑部四个人，创刊号同时发表本编辑部三个人的中篇小说，恐怕影响不太好吧。

我是个心里存不住事的人，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初引领我去拜见南丁先生的老作家徐慎。徐慎先生听了，哈哈大笑。东明，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编辑部吗？就是因为我对南丁和荃法说，你们的作品要在《莽原》发表，那就拿来让我审审吧。后来，有了黑丁同志的指示：徐慎还是安心搞专业创作，别再过问编辑部了。

徐慎先生在结尾处又抖开了一个大包袱：我的小说都是在外面发表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办《莽原》吗？就是因为他们的小说发表不出去呀。

我听过徐慎先生的文学讲座，徐慎最推崇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此先生的短篇小说以设置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尾而闻名。徐慎先生洋为中用，宣讲欧先生的时候，必津津乐道地宣讲中国传统的“凤头、母猪肚、豹子尾巴”。文章开头要好，中间象母猪肚子一样内容丰富，结尾呢，要像豹子尾巴一样有力地甩起来——

此刻，徐慎先生的这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就像豹子尾巴一样，把我甩懵了。徐慎先生上世纪50年代在基层银行工作，写出《一笔贷款》那样的小说，显然源于扎实的生活。“新时期”复出之后，他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在省文联大院那些老一辈作家里是引人注目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小说《四书记》，获得好评。小说《一个富裕中农的遭遇》则在《十月》发表，影响甚广。香港刊物转载后，徐慎先生向那家刊物索要稿酬。此事竟被某位作家汇报到省委宣传部，说他，“丧失人格……”

徐慎先生乃性情中人，说话无遮无拦。徐慎先生的口头叙事，颇具民间说书人之风，作家李准当年在广州追求越剧名媛红线女的轶事，我在文联大院听过多种版本，唯徐慎先生的版本佐料丰富，最有味道。

徐慎先生对我甩出的这一记豹子尾巴，提醒了我。在文学圈子里混，要慎之又慎。

可是，已经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