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晚明的交流是世界史的一大焦点，中西关系在这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瓷器与丝绸的贸易使双方的接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西方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造成的冲击在晚明掀起了新的文化浪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从“地图”这个鲜有人问津的领域中发掘出蛛丝马迹，以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为历史背景，描述了欧洲与中国晚明时期地图的渊源与演变、它们的科学基础以及艺术表现。尺幅之间，展现出耶稣会士优雅的策略和对地图图像的传奇演绎，从全新的角度探讨这个纷乱的时代。
亚洲制图与西方的发现者
西方对于东方的迷恋非常久远。第一张由欧洲人印制的亚洲地图出现在日耳曼制图家赛巴斯提安·缪斯特（Sebastian Münster）于1528年编辑出版的拉丁文法学者盖乌斯·尤利斯·索里努斯（Gaius Julius Solinus）的著作中。索里努斯是活跃于三世纪的学者。然而，在过去欧洲的许多出版物中，作者经常根据自身想象来描绘中国人物，对于中国人的描绘往往充斥着西方特征，因此形象与真正的中国人存在差异。
《中国人的习俗》
文艺复兴时期荷兰著名探险家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的作品，这些人物很难让人联想到中国人。
晚明时期中西方的接触给了西方全新的了解中国的途径。耶稣会士们为了更好地宣扬他们的信仰而学习中国礼仪和儒家文化，与晚明社会的直接接触也使他们眼中的中国更加真实。大量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便有一位叫卫匡国的耶稣会士。1643年他抵达澳门，在游历七省后完成了《中国新地图集》的制作。《中国新地图集》是中国地图绘制的一个高峰，侧重于介绍明代中国各省之间的异同，十分广泛地描绘了晚明社会，是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国新地图集》更新了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种种偏见与错误印象。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35年8月31日，卫匡国到达阿姆斯特丹时获得著名历史学家与耶稣会士琼·伯兰德（Joan Bolland）的支持，他将卫匡国介绍给布劳……人们评价他的地图集不仅地图绘制精美，而且文字介绍详细，图文并茂地将中国形象展现在欧洲人面前，而他使用的绘制方法是欧洲人熟悉的制图技术。逐渐地，一个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崭新世界形象在他笔下形成。
——《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
将晚明带入欧洲
《中国新地图集》由荷兰的布劳公司出版。与利玛窦的地图不同，《中国新地图集》的受众以欧洲为主，绘图工艺上自然保有欧洲特色，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旋涡花饰的运用。
《中国新地图集·四川》旋涡花饰局部
旋涡花饰在欧洲地图的运用中历史十分悠久，也是欧洲地图特有的地图装饰。旋涡花饰作为地图的装饰标记往往充满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张地图的旋涡花饰可以给予观看者许多信息，比如标题、绘制者姓名、图例、出版日期等，是对地图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西班牙现代地图》旋涡花饰局部
《土耳其帝国地图》旋涡花饰局部
到十七世纪，自然主义绘画开始在欧洲盛行。旋涡花饰也响应了这种转变，从象征意义的花饰纹样演化为描绘花卉、鸟类、水果、人物等的自然主义风格绘画，内容愈加具体精致。卫匡国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再次创新，把明代人物图像变成旋涡花饰的主题。当地图涉及欧洲以外的地域时，地图的旋涡花饰中会包含当地的人物与风景作为对地图主题的回应，可将花饰完全替换成晚明的中国式样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既符合了自然主义的设计，又让人耳目一新。
《中国新地图集·广东》旋涡花饰局部
旋涡花饰中的晚明
《中国新地图集》中的旋涡花饰包含了各个阶层的晚明人物，既有达官显贵也有黎民百姓，全面地将晚明社会展现在西方人的面前。在十五个省的地图中，卫匡国以不同的人物场景来对应不同的省份。旋涡花饰中的人物没有雷同，形象各异。
官员
猎户
农民
合理的推断是，卫匡国有可能绘制出了旋涡花饰基本的图像，包括不同省份中社会身份不同的明人形象，这些人物或许是他熟悉的友人。一些生活场景也是他所熟悉的，例如他对浙江的介绍就需要和他在浙江的传教经历结合起来。
——《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
《中国新地图集·浙江》旋涡花饰局部
花饰中的女子分别在养蚕和缫丝。卫匡国亲身游历过浙江，又深入了解过丝绸的加工，因此对缫丝工序的描绘非常准确。
地图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地图史是否对应艺术史的发展，尤其是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地图的图示，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对它们的探讨也许会重新定义科学与艺术对人类文化的改变，以及这些因素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