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发行军用手票,把侵略军的军费强加在沦陷区人民身上;另一方面,又通过成立伪银行,滥发伪币,制造通货膨胀,大肆掠夺沦陷区的物资,给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逐步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攫夺势力范围。1927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召集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深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转嫁经济危机,加紧策划侵华,命令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即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组成以清逊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了控制东北经济,操纵东北金融,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曾酝酿在中国东北创设“满洲中央银行”,但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实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同时抢占了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以下简称“四行号”)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并在沈阳组成由日本关东军、金融界头面人物及汉奸参加的所谓金融研究会”,审议对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的〈管理办法草案〉,把“四行号”等金融机构完全控制在日本侵略者手中。至此建立统的东北财政金融机构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于是,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12月设立了“统治部”,伙同“南满铁路公司”共同谋划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并责成“统治部”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负责筹建一切事宜。

五十岚主持召开了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协商会议,审议〈货币法》、《满洲中央银行关系法规草案)等文件,研究建行的各项准备及职制、人事配备等有关事宜。1932年3月15日,在长春城内被服厂召开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准备会议。关东军统治部部长兼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代表伪国务总理宣布“设立满洲中央银行,将各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起来”的决定,还内定五十岚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并设委员11人(日本人7人,中国人4人,均系“四行号”的顾问或负责人)。此后关东军统治部即将其筹建事项及原立案的一切法规都移交给建设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按关东军的意图在“满铁”和“朝鲜”、“正金”两银行配合下草拟的《货币法》、《满洲中央银行法》、《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旧货币清理办法》,6月11日由伪国务院会议通过公布。经过一系列阴谋策划,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国政府任命了伪满洲中央银行的主要头目。总裁由伪财政部总长熙洽的亲信、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担任,副总裁由台湾银行理事、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的亲属山成乔六担任。他依靠驹井德三的势力,控制了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实权。伪满洲中央银行理事共6人,中日各半,另设监事一人。总行的课长部长握有实权,因之主要职位几乎全为“正金”、“朝鲜”银行和“满铁”派出人员所据有,凡大中城市和边境地区分支机构的经理儿乎全由日本人担任。1932年7月1日开业时,伪满洲国元首执政溥仪、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伪财政部总长熙洽、伪立法院长赵欣伯、伪实业部长张燕卿等都到场祝贺,可以看出日伪政权对控制金融的重视。

伪满洲中央银行开业最初几年,实行了紧缩货币发行方针。1935年末货币发行额仅比1932年末增长31%,1936年后,伪币发行额才大幅度增加。1941年末发行额已达13.17亿元,比1932年增长8倍。1942年后,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伪币发行急速增加,到1945年7月发行额猛增至80余亿元,比1932年增长52倍。及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最后发行额高达136亿元,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开业时发行额的90倍。

随着货币发行的膨胀,纸币印制也屡有变化。伪币起初是在日本印制,194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屡遭失败,惟恐在日本印刷的纸币不能按时运出,便于1944年3月改为在伪政府印刷局就地赶印。因5角券、1元券、10元券、100元券不敷应用,又将凸版改为凹版(橡皮版),印500元券、1000元券。在赶印中,一因求简求快,二因原材料奇缺,便由原七色印刷改为五色、三色印刷。1角、5分硬币也变成了纸币。其后1元以上纸币竟出现了无号码券,仅存的硬币也都变成小型轻量的了。截至1945年8月,1000元券已印就10亿元左右,未及发行,日本帝国主义便宣告投降。伪满洲国货币急剧扩大发行,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为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部长庆田1945年2月在关东军经理部次秘密会议上道出:“通货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军费开支。而军费开支又与产业资金相联系,特别是矿工业资金需要的增加。”这确实说出了实情。

第一,滥发伪币,支持军费开支。伪满洲国军费(包括治安费)开支,有双重负担。是军队、警察费用,一是日本关东军的军费,共占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四成。其费用逐年增加。1940年度即为1932年度的3.8倍多。伪满洲国负担关东军军费,早在1932年3月10日伪满“执政”溥仪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信中就已承诺,只是为了欺骗人民,几经变换形式而已。起初,对日本支出的九一八事变费,以所谓“国防费分担金”的形式,由日本和伪满洲国按比例分担,列入财政预算。此项分担金”从1934年度到1938年度,五年间共支出7250万元。1939年伪满新设所谓“北边振兴”(即对苏备战)特别会计,便将此项“分担金”列入特别会计内,其真实数目不得而知。1944年日夲财政经济濒临崩溃,同年7月又改为由当地“筹措”解决的办法,把关东军军费负担完全压在东北人民头上。日本政府指令横滨正金银行出面代其向伪满洲中央银行借款,日本银行担保。然后,日本政府转账给日本军队,再拨付给关东军,存人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关东军”户头。至1945年8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筹措”军费即达34亿元。

第二,滥发伪币,用于“产业开发”。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以后,设立了许多垄断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迄至1942年6月,已缴资本达34亿元,为1936年的13倍多。如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成立,不过三年半,直接在东北筹措的资金就达9.5亿元,这对东北的通货膨胀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把滥发纸币所“筹集”的资金用于投资,掠夺东北资源,榨取剩余价值的。其夺走及就地消耗的工矿农产品数量相当庞大;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即掠夺原煤1.118亿吨;1937年到1944年的8年间,掠夺农产品5759万吨;1935年到1944年的10年间,掠夺钢材1308万吨(精钢数量尚不在内)。

第三,人民群众饥寒交迫,垄断财阀大发横财。滥发纸币,物价暴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新京”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32年平均为基数,到1942年达到278.5,至1944年约上升2.5倍,这是按公定价格计算的。当时虽有公定价格,但市场上没东西可买。从1941年到1945年,生活必需品的70%是进行黑市买卖,其黑市价格在日本战败之前,达到公定价格的3000倍。日本投降时,白糖每市斤公定价格3角9分,而黑市价格则高达100多元。高粱米每市斤公定价格2角8分,黑市价格70多元。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按黑市价格仅能买到半斤高粱米或3两白糖,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与此相反,日本和伪满垄断资本家却大发横财。1937年到1945年9月,日本各财团的资本急剧膨胀(包括其在国内的榨取)。三井财团所属公司的资本,由11.8亿日元增至28.2亿日元;三菱,由8.5亿日元增至21.6亿日元;住友,由3.8亿日元增至28.2亿日元;安田,由2.6亿日元增至20.9亿日元,分别增长了1.5倍至7倍。

伪满洲中央银行在无情榨取和物价暴涨中,也分享了大量剩余价值。1936年度纯利为190万元,1941年度增至2823万元,1944年度更增至5565万元。自其开业到1944年的13年间,共获纯利2.096亿元,相当于已缴资本的8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