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的上海风起云涌，日寇狂妄的侵华计划陷入停滞，转而在占领区残杀抗日人士。与此同时，军统也在积极暗杀藏身上海的汉奸政客。当年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蓄谋诱降民国“第一流人物”，削弱政府和民众的抗战意识，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

“对华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津田静枝、坂西利八郎等人，这个委员会对外也称“土肥原机关”或“竹机关”，实际上就是一个旨在诱降民国“第一流人物”的特务机关。

当时被日本内阁看中的“第一流人物”，包括吴佩孚、唐绍仪、颜惠庆、靳云鹏、许崇智等人。“竹机关”的首要目标就是推进“北吴南唐”计划，诱使吴佩孚、唐绍仪出面组织伪政府。

唐绍仪早年是清朝第三批赴美留学幼童，从12岁起在国外求学七年后归来，在清朝灭亡前夕官至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1911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1917年，唐绍仪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财政部长。但在1927年蒋介石上台之后，唐绍仪不仅不接受蒋的聘任，反而参加粤桂军阀的反蒋活动，而后长期寓居上海法租界。

九一八前后以及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一直希望寻找“和平”途径解决中日事件。蒋介石知道唐绍仪与美国前总统胡佛等人政界人士颇有交谊，曾打算任命他担任驻美大使，去寻求美国帮助调解中日问题。但是唐绍仪提出只有先收买美国舆论才能求得美国助华，要求蒋介石拨几百万美金给他做交际费，用来联络美国众参两院的议员。

一谈钱就谈不拢了，蒋介石觉得这项投资风险太大，最终收效未必如意，没有答应。就这样，唐绍仪错过了一个离开是非之地的机会，仍旧留居上海做寓公。

没过多久，蒋介石又想到身为资深外交家的唐绍仪，并不只是在美国有硬关系，他跟日本人打交道的门路也不少呢！于是，蒋介石便请唐绍仪直接与日本方面谋和，帮他试探试探日本人的“和平价码”。

二

这次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并且没有在活动经费上狮子大开口，最多也就要了几支雪茄的钱。但是当他刚和日本人谈上的时候，中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时间也很快进入到1938年。

这一年是打破日寇侵略狂言的一年，他们意识到武攻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奏效的，于是以“对华特别委员会”为代表的文攻上场了。

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声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并在随后制定了所谓的“北吴南唐”计划。意图非常简单，只要谁有志于从事汉奸工作，日本人就能帮他成为“新政权”中的国家元首。

面对日本特务的拉拢，吴佩孚始终是坚决拒绝，而唐绍仪的态度则让人看的晕头转向。人们心里不免担忧，这位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既然能在几年前屈尊担任中山县的区区一县之长，那他面对日本人的高价拉拢会不会动心？

实际上，最最担心的莫过于蒋介石政府了。唐绍仪主持过两次南北和议，跟孙中山是亲密战友，在当时国民党内的威望远远是汪精卫之流所不能比的。这位元老人物如果被日本人拉过去，蒋介石政府出洋相都不算大事，人心人气还能剩多少才是大问题。

更糟糕的是，唐绍仪一贯有着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节，还很推崇日本在中国的“战绩”，甚至表达过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只有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才能把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私人生活方面，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公寓用度豪奢，光是每天抽雪茄就是一笔不菲的花费，开支非常大，财务很是吃紧。

总的来说，唐绍仪从精神到物质都是非常有懈可击的，留给日本人拉拢他的破绽实在是太多了。

1938年2月8日，蒋介石政府得到情报，说唐绍仪在日本的拉拢下已经有所动心，但表示“须于日军占领津浦线后，再看大局如何演变，始能作个人最后决定”。

到3月份时，关于他将要落水当汉奸的传闻已经在全国传开了。

三

这时候各路人马纷纷出动，国民政府派唐绍仪的女儿女婿去劝他离开上海去香港。暂驻武汉的行政院也两次劝唐绍仪离开上海来武汉，并许诺委任他做外交委员会主席。广州抗战后援会等各社团也联名致电唐绍仪，“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劝他离沪南下，还给他汇去了2万元旅费。

但是对于所有的劝说，唐绍仪一概置之不理。不仅如此，他还不排斥跟日本接触。

1938年7月，“竹机关”在上海虹口设立一个名为“重光堂”的办事处，专门负责对唐绍仪的联络工作。9月，“竹机关”首脑土肥原从北京去上海，与唐绍仪会谈了至少两次。此后，唐绍仪的另一位女婿岑德广开始出面活动，并在上海静安设立一间办公室，筹划“新政权”的组建事宜。

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也获取了不少唐绍仪与日本会谈的情报。7月4日，情报说唐绍仪“已允许在日军攻下武汉之后决定出山”。7月25日，情报说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欲与唐见面交换意见，事为唐所拒绝”。8月底，情报说唐绍仪表示“当在日军攻下汉口以后”才宜有所活动。

当时战争形势是武汉会战已经进行过半，武汉被日军三面包围，国军输掉这场会战只是时间问题。在此期间，还有情报说唐绍仪曾向日本人表示“像北平南京两伪组织之办法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便是有意参与组织日本人所谓的“新政权”。

所有这些情报都让蒋介石政府越来越相信，唐绍仪将在日军攻下武汉后出任“新政权”的元首。

这种情况下，军统局在上海潜伏的几千名特务自然不会闲着，戴笠早就指示他们密切监视潜居上海不愿西撤的军政要员，唐绍仪是首当其冲的监视对象。军统一个名为谢志磐的情报员打入到唐绍仪居所内部，他与日本人的见面及谈话情况都会很快传递给戴笠。这个谢志磐实际上不是外人，他几年前还是陈独秀的秘书，出卖陈独秀后得了这份军统情报员的工作。

应该说唐绍仪最终被刺杀，谢志磐提供的情报起了关键作用。不过，他这人喜欢对情报添油加醋，增加事态的严重程度，来显示自己有分量。

9月30日，谢志磐和王兴国利用唐绍仪喜好古玩的嗜好，向他引见一位欲低价出售古物的古董商。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则假扮这位古董商，他将一柄小钢斧藏在古董盒的夹层中，趁唐绍仪看古董时拿出钢斧将他砍死了。

次日，国民党另一系统特务发来新的情报，令人啼笑皆非：“唐氏自日本欲利用其组织伪统一政府以来，均被其先后拒绝，唯日本始终未予放弃，故我等正好利用日本此种心理，借唐以作缓冲。因此日本政府所企图之统一政府，数月来不能成立者，即此故也”。

10月5日，蒋介石政府发布《唐绍仪褒扬令》，“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其后，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他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终不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