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尹 军
“江南好，胜赏在云间。”此语出自近代柳亚子先生的莫逆交、南社前辈姚鵷雏《苍雪词·望江南》。松江古称华亭，别称云间。南宋《云间志》称“华亭号为‘泽国’”，海水、江水、湖水、泖水、浦水等五水汇波，水漾风华，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故，情溢上海波光中，心随松江烟雨行，乡愁漫漫，梦忆江南。
一、欲知上海前世今生，先探松江来龙去脉
古今松江，有大小之别。大松江是指跨越元明清三朝，从元初至清末存世635年的松江府；小松江是指民国初由华亭县易名松江县、直至1998年2月国务院同意上海市撤销松江县设立松江区。虽然大、小松江，一古一今，不能同日而语，等量齐观，但从建置沿革上来看，华亭是“上海之根”。回望华亭史河波光，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吴孙权封陆逊华亭侯算起，已有1799年；从唐天宝十载（751）置华亭县算起，也有1267年。唐宋时期的华亭县疆域，北以吴淞江为界，西至三泖之地，南濒杭州湾，东临大海；这也是元代以后松江府的面积，东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二里。
近代上海，是在华亭县和松江府怀抱里成长起来的。上海得名于上海浦。上海浦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据北宋《吴门水利书》记吴淞江南岸有十八大浦，其中的上海浦先为上海镇名，后为上海县名。后起的上海镇与唐宋时期有36坊、烟火万家的青龙镇一起共筑华亭辉煌。南宋时，由于吴淞江上游日益淤浅等缘故，青龙镇被新兴的上海镇取代。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松江府分析华亭县东北境5乡之壤建上海县，至民国元年（1912）撤销松江府之前，府辖7县1厅，即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县和川沙抚民厅。在时长堪称千古的历史演进中，今松江老城区先后为华亭县衙和松江府署驻地。
王国维先生曾经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从松江老城先为华亭县城、后为松江府城的升格变迁中看出，唐建华亭县标志着上海地区有了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县治和完整的行政区划；而上海有史以来唯一的松江府城，又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彰显古代上海地区厚重历史基础。与此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具体看到以下史实：上海县由华亭县分析而出，上海城从上海县脱胎而来；古代上海是松江府的一个县，当代松江是上海市的一个区。沧海桑田之变，引人联想起唐代两位诗人的感叹：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今天，历史赋予享誉“上海之根”的松江以新的使命，即在上海打响江南文化品牌建设中，更多更好地发挥出历史悠久、底蕴丰厚、魅力独特的地方优势。
二、欲问松江缘起缘承，先听江南风声雨声
从古到今，地处太湖流域、地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松江，是上海地区连接江、浙之地的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决定其非江南之松江莫属。远溯秦初至唐天宝十载建华亭县之前，松江分属于今浙江和江苏境内的嘉兴、海盐、前京、胥浦、昆山等县。华亭建县之后，北方因“安史之乱”一蹶不振，“天下仰给东南”，华亭之地，风调雨顺，得到长足发展。时至宋代，华亭县已为“东南第一大县”。进入元代后，人口增至13万户的华亭县，越过州一级建置由县升府，元世祖下令直接置于江淮行者管辖之下。时至古代落下帷幕后的民国之初，华亭县易名松江县，直至1958年11月从苏州专区划归上海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松江与江南血脉相连，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是江南上海的松江。
具体论说江南文化，首先出现的是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 “江南”，其后才孵化出了“江南文化”。“江南”的地理概念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郑伯谓楚君所言：“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可见楚国的势力范围，兼跨长江中下游南北地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陈国灿先生撰文指出：大致说来，目前学术界在讨论有关问题时所说的江南，有三个地域空间层次：一是所谓的“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甚至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二是所谓的“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三是所谓的“小江南”，主要指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
当下，人们越来越倾向江南的合理范围系明清时期的江南“八府一州”，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南京）、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由苏州府分置的太仓州。这片江南区域，曾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有学者认为，在苏南和浙北约4万平方公里的江南区域中，又以苏、松、杭、嘉、湖为“江南腹心”。近代以降，松江处于江南核心文化圈的地位被崛起的上海所取代。特别是当下，围绕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的上海，在认知历史走向未来的征途上，目光更远，站位更高，全面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以激活血脉传承的强大生命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领新时代的江南文化跨越时空，超越国界，放飞中国梦。
在上海回家的路上，择松江之地驻足而感悟江南文化由来，首先看到的是佘山周边地区，由马家浜文化火种点燃的崧泽文化光亮相续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这些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由南北先民创造的史前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先声。其后，要补说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两种历史文化现象，即徐文化和楚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649年的徐国，曾是东夷的宗主。徐文化发源于东北，后来沿海岸南下，不仅是吴越文化的滥觞，而且对楚文化也有相当的历史影响力。近有松江方言学者考论《佘山得名与徐夷迁松》，认为“徐”的古音是“余”。杨慎《转注古音略》云：“余，音蛇，人姓，……今俗书作佘。”所以，《云间志》记：“旧传有姓佘者居此，因名焉。”这一记录与佘山古有佘将军庙一并成为徐夷南迁的历史背书。春秋时期，楚越多有联盟，共同对抗吴国；越灭吴后，楚越对峙；楚威王时，楚国“尽取故吴地至浙江。”所以，《松江县志》记本土春秋时属吴，战国初吴亡属越，中期后属楚。公元前248年，楚相春申君黄歇自愿让出原在淮北的封地，请封到吴地，包括后来称作华亭的所有土地。春申君黄歇，治水于吴地，为民造福，赢得百姓口碑的同时，也带来了楚文化东渐。因此，有了上海简称“申”，黄浦江又称歇浦或黄歇浦等后世缅怀之传。松江新桥镇至今仍保留着一个老村名“春申村”，还有老站名“春申火车站”。但徐文化和楚文化并非本土文化之根源，只是吴越文化中的活跃因子相传至今。
上述可见，马家浜文化先民拉开了开发上海地区的序幕，相续崧泽文化的开放，良渚文化的温润，广富林文化的包容，马桥文化的多元，随后是徐文化南下，楚文化东渐，吴越文化风生水起。春秋战国，吴越争霸，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不仅习俗同，言语通，而且同音共律，非吴则越，“同气共俗”。时下，上海地区确认的吴越时期文化遗址多达30个；拥有15万平方米、5500年前开始有先民居住的松江广富林遗址，是其中最主要的大型聚落。上海考古部主任陈杰认为，这一时期的广富林遗址，分布面积最大，遗迹现象最丰富，出土的文物等级最高。
江南文化是在秦以后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魏晋以来特别是东晋至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考其原因，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关系密切。晋永嘉之乱，不仅是一场政治和经济的东迁，而且是一次文化东迁。发生在公元353年的“兰亭修禊 ”，诞生了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是继西晋吴郡华亭人陆机著《文赋》、书《平复帖》之后发生的文人雅士济济一堂、流觞曲水的雅集活动，是一次具有广泛人文代表性的重大文化事件。这次雅集活动对于定格江南文化高度有着标志性的历史意义。中唐“安史之乱”发生后，众多北方衣冠绅士迁居江南，又为江南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尤其是宋室南渡，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完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南移。按照文化中心具有辐射力、而中心南移又确立了江南文化在一国之中的传导影响力来推理，宋王朝南渡对江南文化圈波及中国的意义广泛而深远。
松江距都邑较近，受其辐射，地望日隆，入元后，华亭入府。此外，朝廷在科举方面对南渡人士制定了“流寓试”政策，这一政策对松江府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很多移居松江的南渡子民转而成为了当地的优秀土著，人们在松江明清历史上看到，大凡名门望族和文化名流，其祖上几乎都是南渡的汴京人。松江所彰显的这一江南文化特色，直接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增添了血脉承传、代有人出、蔚为人才渊薮之地的厚重底蕴。
从根本上说，松江是江南的松江，其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江南文化具有本是同根生的一致性。例如，清松江府华亭人黄图珌，曾任杭州府同知，其所著戏曲《雷峰塔》，所写白蛇、青蛇之故事，为今日所知同一题材的最早剧本；又如清松江府娄县人韩邦庆，用苏州方言写成一部名为《海上花列传》的长篇小说，以笔名“花也怜侬”发表在他自己所编的我国最早的文艺刊物《海上奇书》（半月刊）上。可见，文化具有流动的规律，很难像行政区域划定一个江南省那样作出界定。这就带来了定义江南文化的难度，但在滴水可见太阳的松江文化中，笔者感悟到传统的江南文化，是有其类似骨架血脉的气质、特征和蕴含，正是这些主导因素使得久远博大的江南文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笔者以为，所谓江南文化，是指发端流行于江南地域，并在南北文化融合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浓厚乡土气息、乡愁情怀和蕴含审美价值的一种文化；是以水之柔美、人之灵秀为主要特征且兼山之阳刚、坚毅豪迈的一种文化；是开放包容、创新转化、不断自我发展完善的一种文化；是江南人民所创造所享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