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多产于中国东北、朝鲜、韩。是闻名遐迩的“东北三宝”之一。

我国对于人参的应用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有关文字的记载始见于殷商甲骨文，东汉《神农本草经》、唐代《备急千金方》均有记载。对人参的研究，在明代达到历史的巅峰，到清代时，参成为了皇族及达官贵人的奢侈用品，采参文化，食参养生得到迅速发展。而实际上，在距今2500万年，参就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了。

我国也是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在始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上，发现有“参”的记载。甲骨文中的“参“字是象形字，具有人参植株地上、地下的典型特征。

明代对人参的临床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达到历史的顶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在《人参传》（李时珍之父李言闻著）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做了细致的收集和整理，对人参的应用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其论述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痎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

野山参是清宫廷的专用御品

清朝统治者将长白山脉视为“龙兴之地”。由于野山参资源的稀少，为了保障长白山野山参能长期保障皇族享用，对长白山采取“封禁”政策，对进山挖参人发放“参票”予以管控。“参票”亦称“引票”，是清政府发给入山采参人的凭票，属于管理参务的信票之一。清代对人参的采挖、收购、运销管理极为严格，挖参人凭参票入山挖采。如盛京（今沈阳）等处原额参票五千张，乾隆五十五年（1790）裁减两千张， 嘉庆六年（1801） 再减五百张，每年实颁参票两千五百张；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等处原额参票四千张，乾隆五十五年、嘉庆六年两次削减三千张，实颁参票一千张。

参 牌

在清朝，野山参成为皇家御品，内务府广储司茶库是宫廷人参的收贮之地。从茶库收进和存库人参数可知，每年宫廷对人参的用量都非常大。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人参尤其偏爱，将其封为“仙丹”，还曾亲笔御书一首《咏人参》的诗。诗云：“性温生处喜偏寒，一穗垂如天竺丹”。隆皇帝之所以能长寿，人参的补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乾隆朝《人参底簿》记载：“自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初一始，至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止，皇帝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这样算来，他每日约进人参1钱左右。

慈禧太后十分讲究养生驻颜，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以至于“年六十时，红颜未衰，望之若四十许。”慈禧太后的驻颜之术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噙化人参，培补元气，是慈禧太后抗老驻颜最重要的一方面。据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人参底簿》载，西太后“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七年玄月十八日，计三百三十一天，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即逐日一钱，按月包好，天天服用。”慈禧享年73岁，容颜不衰，当得益于此。

人参作为补益强身药，除了配在补剂中应用外，还以人参配成成药，或以人参配伍其他药物当茶饮。当时，宫廷不仅用东北人参，也用山东人参、高丽参，以及西洋参。如光绪帝素体气阴两虚，御医们便常用西洋参配伍其他药物，制成“保元代茶饮”、“益气养胃健脾代茶饮”、“益气和肝健脾代茶饮”等。

乾隆帝和慈禧太后等常喜欢吃的“八仙糕”、“八珍糕”，皆以人参为主要药物。据嘉庆朝《御药房人参总档》记载，当时的华妃娘娘、董妃和孝固伦公主及二阿哥等，都常在成药或汤剂中结合病情，加用各类人参，以增强补益作用

毛泽东

毛泽东晚身体不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配制了人参酒滋补身体。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配制的人参酒现保存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遗物陈列馆。

杨老太太（杨开慧母亲）九十大寿时，毛泽东让人带回的礼物中包括野山参。齐白石九十大寿，毛泽东送了野山参，祝白石老人“福寿康宁，百年期颐“。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味中药具有这样浓厚的文化背景，也从来没有其他中药对养生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现如今，野山参的稀缺，真正见识过野山参的人非常少，更不用说去辨别野山参了，很多人对野山参的认知仅限于理论水平或学术探讨，难以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开展相关野山参鉴别工作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