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河北滦州起兵反叛。郭松龄的军队虽然只有7万，却是东北军的精锐，对奉系造成重大打击，张作霖差点地位不保。郭松龄反奉的后果：①东北军元气大伤，士气不振。②张作霖对新派年轻军官的信任大打折扣，老将重新得势。③将才凋零。郭松龄、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是东北军的最有才的少壮派将领，郭松龄杀掉了姜登选，随后郭兵败被杀，张学良又因郭松龄的死，迁怒于韩麟春和杨宇霆，1927年韩被张学良气死，1929年张学良杀掉杨宇霆。至此，四虎将全部陨落，而张学良不善于治军，东北军没有了主心骨。

郭松龄反奉很大程度上是奉系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奉系内部独有新派和老派之分。老派的主要人物是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等。新派中又分为：士官派（又称洋派）和大学派（又称土派），士官派的以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韩林春、姜登选为主;而大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的郭松龄和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李景林，各派之间利益冲突和地盘之争又来已久。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指挥山海关战役立下大功，但由于杨宇霆等人从中作梗，张作霖只李景林、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予以奖励，个人皆得一省之地盘，唯郭松龄寸土未得。这使得他对张作霖和杨宇霆心怀怨恨。另外，郭松龄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使得他对张作霖旧式军阀统治极为反感，他反奉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推翻张作霖家族式的统治，移权与接受过新式教育和军事管理的张学良。因此，郭松龄反奉，与杨宇霆之间的倾轧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全部原因。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会失败呢？

郭松龄失败之因，应该是以下几点：

“一、物质上：我们起事后，奉天的补给断了，钱也没有了，军队从关内仅带些弹药、服装等配备出关。刚巧，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官兵服装不够，有些传的非常单薄，影响士气颇大。

二、精神上：军官与郭有相当关系，才跟郭走，但有些总觉得郭是造反，所以士气一直不盛。至锦州后，问题越趋复杂，困难越多，行军就慢了下来（士气好，每天可走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由于士气差，有些只走了二、三十里）。而张学良的招抚也发生了作用，军心终于动摇。至于少数日本炮兵伪装冒充奉军，影响本来不大，可是对那些没头脑的军人还是起了吓唬的作用（郭先生的军士布置我不清楚，但是我曾建议由辽阳或铁岭与会取沈阳，此与蒋先生北伐时绕道济南撇开日军的情形相似）。而日本也知道我们会承认他们在东北的利益，因为这不是短期内所能排斥掉的，所以在我们进入二十华里的限制内，日本并未开火。又假如我们当时能再持继一、两天，待冯军进入天津，我们有了后援，纵顿兵暂缓进入沈阳，我们还有与日本妥协的时间和可能性，那也许我们还有胜利希望。但因瞬息万变，阴错阳差，郭先生终于走了，失败的命运也终无法挽回。

三、联系上：李景林本来是合作的，郭没有料到他的态度会变，结果使郭与冯的交通中断，形成孤军，没有后方，终难维持长久。

郭曾派人去联络吴俊升，而吴终被张作霖拉回去，阚朝玺曾派人来，而郭却瞧不起他，这两人都没有联络好，实在是一大失策。

四、外交上：郭先生个人对日本非常厌恶，郭是爱国的，他只肯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从没想到给予进一步的承诺，他绝不肯出卖权益以谋求对日本的妥协。

而日本军人觉得：我们与冯玉祥联络，冯是赤化危险分子，我们亦然，若进沈阳，总不如张作霖易与，能帮张还是帮张。日本助张，终成胜败之重要因素。

五、思想上：奉天一般的物质生活，除比不上中国其他大都市以外，较普通省份要优裕，学校开办得早，从清末以来就特别注意新式教育。但却缺乏南方的革命精神，保守消极，毫无思想，没有开荒精神，缺文化基础。当时军中充塞着军阀思想，只知服从命令，达到升官发达的目的，那懂积极作为？所以当他开始回师壮举的时候，除了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赞同外，余皆莫名其妙，在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我想这是导致郭失败最重大的原因。

综合上述的因素，加上郭当时身体不好，能为他筹划者又不多，一个人考虑、筹划终难完美，有欠周详之处自然难免。事后回想郭似有力取而斗智次之的味道。故终免不了失败之厄运。”

郭松龄刚愎悛直，崇原则不讲权术，能将兵而不能将将，换言之，郭“有将才而无帅才”。综合郭氏失败之因，为战略多于战术，而个性又多于战略，他过分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在专车上大脱大睡，以为指日可下奉天，那知巧亏一篑，沈阳在望，一败涂地。

说到底，民心在老张家。这支部队姓张，不是姓郭。张家父子待官兵不薄，他们没有理由造反，可以说跟着郭造反是被逼迫的，被当时军内最高指挥官强制命令的，是不情愿的，抵触，反感的。并且这种心情随着不断的自家人打自家人愈发严重。还要承受着背负骂名的心理负担。甚至很多将士家人理论上还在老张控制之内。

最后我觉得，即便郭松龄一路拿下奉天，以他的能力和资历，也根本驾驭不了整个东北的复杂形势，只会让东北内乱，民不聊生。日俄从中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