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儒王典章

□孙永宁

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讲述了周莹的传奇人生，彰显了秦商的大义和诚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其中，管家王世均也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其实，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周莹众多管家，如罗天增、杨茂亭、王子绪、王幼农等人的综合形象，他们忠于吴家而且经营有方，但有关他们的个人信息留存极少。唯王幼农先生，因其外甥吴宓先生校阅的年谱留存，其事略相对比较清晰。

自乾隆年间，王家从三原迁居西安九府街（青年路）西段路北，这里整个巷子皆王氏族人所居，但不知为什么却叫陈家巷。王家不仅有精致的建筑、花园和一些菜地，在城南长安县（今长安区）还有大片的农田，可称为是西安的“荣宁府”。巷内9号院是吴宓先生度过童年的地方，后来他还手绘了陈家巷的平面图。这里需要细说的是10号院，五间宽五进深，有回廊连接，还有偏院，门楼高大，雕饰讲究，院里有假山和巨型奇石。宽敞的大厅里摆放着全套的檀木家具，正中的条案上方挂有唐伯虎的山水图，墙边的书柜里则珍藏着上万卷的线装古籍，一派缙绅之家的气象。10号院的主人是谁？乃王典章先生,也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周莹的管家王幼农先生。

王典章（ 1865—1943），字幼农，祖籍陕西三原县。少怀大志、秉性敏慧，16岁中秀才，后受业于刘古愚、柏子俊两先生。进入仕途后，曾先后在四川、广东、江苏从政多年，所在之处皆殚精竭虑为民操劳。先生文韬武略，儒雅睿哲，是一位杰出的良吏。康有为赞誉先生：“治绩，为海内第一。”上世纪30年代，先生回陕后，致力于赈济救灾事业，并关心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积极奔走斡旋。同时，先生乃诗书大家，著有《思过斋文集》《安隐庐诗存》，在西安的几处寺院里留有墨宝。

为官清正 政绩卓著

王典章1907年任四川新宁知县。新宁（民国改名开江县）地界五邑，教民杂处，互相仇衅，不逞之徒又滋事扰乱，先生宽猛相济，剿抚兼施，始治平矣。

1908年署打箭炉直隶厅同知兼兵备处，为驻藏大臣、川滇黔边防大臣筹备粮饷。同年清廷预备立宪，先生顺应历史潮流，认为非改革不能图存。便搜罗人才，兴教育、办警卫、倡自治、重生产，事必躬亲。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先生时任宁远知府兼兵备道，领巡防营。党政军各界认为宁远府（今西昌）地处边区形势险要，拟设军政府，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都督。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四川统一、不宜分裂，因此宁任知府不做都督，此举深受地方各族群众的拥护，云南总督蔡锷赞扬他“威信过人，汉夷悦服。”后来他辞职离川时，送行者成千上万，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骑马相送数百里之遥。任职期间，他曾保护法国军医和博士两人，获法国总统所授“一等荣誉宝星”。在寓居上海时，法领事馆欲派四名警卫守护其住所，先生力辞方罢。

1914年，先生被任命为广东高雷道尹，其时广东吏治颓腐、盗贼蜂起，因治地与广州湾租界毗连，盗贼倚其为巢穴。先生认为，治粤当以治盗为首，同时领警卫军五营，节制陆军一个团，兵权超过驻地之镇守使。又完善保甲制度，不久即平复之。先生锐意整肃吏风，所辖11县政通人和。先生被策授上大夫，康有为赞扬他“临莅高雷，威惠流闻，我泽如春。”

先生遇事极有主张。他与康有为、于右任等人是至交，曾在北京、香港、广州、苏州、西安等地聚首，康上书黎元洪大总统，以先生为循良薦（荐字的繁体）。可是，当康有为因张勋复辟之事请求配合时，却遭到先生的婉言谢绝。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先生立即电告袁世凯：“国基甫奠，民信未孚，水旱频仍，盗贼充斥，辄议国体，必启变端，求安反危，敢祈熟计。”袁世凯对劝阻置若罔闻，先生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1916年先生被大总统黎元洪重新起用，任广东粤海道尹，主管广州、肇庆两府,所辖30余县。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带领有关人员到东莞、顺德、宝安、深圳、番禺、清远等地考察民情，写下了八万多字的巡行日记——《南巡粤海记》，记述了当地风俗之异同、民生之利弊、商业之兴衰和政治之得失，见解深刻。1917年陈炳焜督粤，劫广东省长朱庆澜逼令其交出军队，先生当众援乱邦不居之义，解绶东归。此后一段时间，先生放情山水，游太湖、登泰山、谒孔庙、拜普陀，并与印光大师结缘。他之前因过度操劳患上疾病，在大师修炼方法的指导下，病体渐安，于是有心研究佛学，并与大师结为方外友好。

1921年江苏财政厅长聘任先生为全省税务总稽查、赈务处主任，是年，江苏发生水灾波及40余县，先生派人查实情况，救济灾民二百多万。后来担任沪宁、沪杭铁路税务总局总办，由于他的认真整饬，所属各局弊绝风清，面貌一新。

慈善赈灾 斡旋事变

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先驱之一。早在1923年5月上海“陕西赈灾会”成立时，先生就与王一亭、于右任、康寄遥、党自新、张季鸾、李伯庾等人一道，为陕西的赈灾活动四处奔波。杨虎城、邵力子主持陕政时，邀先生归陕，友人于右任亦热心说服。1932年末，先生出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赈务会主席、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中国红十字会陕西分会名誉会长。其时正值关中大旱年馑过后，哀鸿遍野，饥民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后来又遭遇“虎烈拉”（霍乱）传染病，死的人就更多了。然而，关中库藏如洗，赈济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先生赴上海凭借旧日关系募得巨款，在关中各县设粥厂，救活无数的灾民。关于1927—1931年间发生在陕西的这场大旱灾、大饥荒，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所记载：“……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折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抗战初期，晋、豫两省难民纷至陕西，先生配合当局竭力救护，以至于积劳成疾。在病中，先生还不时询问抗战情况及庄稼长势，探视者无不感动。省政府改组时，先生主动辞去民政厅长职务，只保留省府委员兼赈务会主席职务。此时他已是74岁高龄了，却仍为赈济灾民而奔忙。

先生当时与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时有往来，相处融洽。先生为资助延安根据地和抗日活动做了不少工作。1933年4月成立了以杨虎城将军为委员长的五人保卫委员会，先生为成员之一，该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协商与中共合作事宜。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界推举先生和宋联奎等社会知名人士赴南京，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奔走斡旋。

兴办教育 尊师重道

清同光之际，先生之父益农公曾设义塾于陈家巷的关帝庙内，辛亥以后，庙毁，义塾亦无存。先生归里后，设立“植本初级小学”教育本巷儿童。后因学童日众，先生捐地募款并填私资扩大校舍，更名为“西安市私立植本小学”。后由其弟王橹章续办，1973年改名为“前卫路小学”，创建之初所立的《植本小学记》碑仍保留完好 。

先生在苏、沪寓居时收集整理编印了《刘古愚烟霞堂全集》《刘古愚评传》和《柏子俊沣西草堂文集》等，使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得以广泛流传。康有为慨然为《刘古愚烟霞堂全集》作序；梁启超亦写信盛赞先生有功师门。先生还亲自校刻耆宿李稼门、杨仲珊诗文集等行世。

当《续修陕西通志稿》编竣付梓时，王典章先生与省主席杨虎城、省通志馆馆长王健分别为之作序。先生在序中略述秦志源流，叹编修之不易，并予《续修陕西通志稿》以较高评价。认为其辞约旨丰，足以与通志稿并垂后世。

诗书风流 收藏大家

先生从政之余，手不释卷，工诗善文，著有《安隐庐诗存》《思过斋文集》等。1948年《安隐庐诗存》印行时，余冠英题封面，钱钟书、宋联奎作序，吴宓为跋。诗集中不乏感叹时事、忧国忧民之作，如 《怀于右任》：“申江朝夕见，别后知远翔。大局豈分裂，斯人在梓桑。回天功有待，缩地恨无方。万里乡关道，悠悠阻且长。”还有，西安事变时，先生所作的《和平》：“吉语传来候，和平愿稍偿。天心真悔过，国步自逢康。爪士怀圻父，台司望子房，同仇能敌忾，壮气摄扶桑。”

先生书法字体娟秀流畅、美观大方，为下泉寺题“柏沣西先生读书处”，尚存摩崖石刻。另外，在弥陀寺、八仙庵、广仁寺等处亦存有先生墨宝。

先生曾是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年纪最长的会员，收藏有马远《深山虎啸图》、宋拓《圣教序》，还有唐伯虎、王宸、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郑板桥、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书画；有金石印章百余枚；精美的各式扇骨和古香古色的扇面等，其中不少是圣手的杰作，共计二百余件。此外，还有康有为致先生的手札十七通，内容虽多为琐事，但康之书法名高一代，刘自椟先生曾将其借去留斋所数月，反复披览，感慨系之。

可惜，先生收藏的书画文物“文革”中难逃厄运，珍藏在五个大箱子里的宝贝散落了一院子。幸亏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大部分藏品才躲过了劫难。1984年有关部门将这些藏品归还给了王家，后来，王家子孙又将国家级文物捐献给了国家。

先生祖上希圣公因忤魏忠贤而被罢官，明天启时由山西迁秦避难，先居泾阳后至三原，乾隆年间始迁西安，坊人呼之为金铺王家，拥有“天福同金店”“同德生酱菜园”等老字号店铺。据了解，先生还在安吴堡富商周莹家当过管家，他还与于右任祖父及于右任夫人合资，兴办了西安 “民光电影院”。先生在四川卸任后，原想兴办实业，拟集资扩大延长石油厂，却因不久被任命于高雷道尹而作罢。

先生于1943年八月逝世，享年七十九岁。社会名流、各界政要和爱国志士纷纷前往吊唁，外地亦发来不少唁电，灵堂挂满了挽联挽幛。其中吴宓教授致的挽联上联是：“以学术入政治；明体达用，因时利民。犹得见神州二千载前辈良吏之规模。公胡遽仙游，忍令仪型永坠？”下联: “合道德与事功；出儒入佛，外王内圣。最关心中国亿万众青年学子之志趋。我愧难诱导，常负教诲深思！”先生下葬后，墓志铭由于右任先生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