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打击，但是统治者并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先进的思想家虽然得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认识，但朝廷对世界事务仍是懵懂无知，甚至对英国在何方向、道里远近都全然不晓。直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所向无敌，其势力活动于大半个中国，其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到北京，连皇帝也“北狩”热河，清政府才切身感到了外国人的 “船坚炮利”。但仍认为这些只是“肢体之患”，真正构成“肘腋之患”的还是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被彻底镇压以后，国内曾经出现了二十多年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统治阶层某些上层人物对中外发展的差距已有较多认识，政权相对也比较稳定，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为。日本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明治维新，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统治层中一部分人如军机大臣奕訢 、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新政，造船造炮，发展军事工业，随后又以官办或官督商办形式发展了一些民用工业。这些人试图只在器物层面上作一些变动，而不变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来谋求民富国强。即使这样局部变动也没有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的共识，顽固派、反对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只是居中驾驭，并无定见。这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正好相反。一次发展自己的机会就这样没能抓住，失去了。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新政主持者们求富求强的梦破灭了。

晚清发展的第二次机会是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到来的。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给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刺激和启迪。他们讲学办报，集会结社，一方面集聚力量，同时也 给群众以新知识的宣传和灌输 。他们希望通过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变革朝政， 变革思想，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康有为、梁启超是这些人的代表。恰好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巩固自己亲政的地位，摆脱慈禧太后和老旧重臣的控制，于是与康梁一拍即合，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变法不过百日，慈禧一伙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处死戊戌 六君子，断送了变法的前程，使中国再次失去了发展的机遇。

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发展的机会。在由谁来掌握这机会上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在朝的统治者和在野的革命派、立宪派 都想掌握这次机会，而且各自在朝、在野分别演出了程度不等的悲喜剧。 八国联军侵华 给清统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完全按旧的方式很难维持统治，决心实行新政。 从1901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方面确实有了相当大的动作。朝中大臣反对实行新政的声音很小，反对新政改革的派别几乎不存在。这是与前两次新政根本不同之点。清政府不仅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这是承认政治不如人的表示），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令、规章条例。某些措施已经触动了清朝统治的根本，如在政治上宣布预备立宪，在中央设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扩大了民意表达，在官制方面也作了一些革新；在经济措施上鼓励资本家投资工商企业、鼓励资本家发展，商会的普遍发展在客观上鼓励了资本家组织起来；在教育上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制，举办大中小学，形成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制改革方面也冲击了传统的政法不分、立法司法不清的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此前的两次新政不可比的。如果把这两次新政提前四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不同，发生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并非不可能。

立宪派领袖张謇

但这次新政改革是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新的阶级力量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式知识分子群已较多认识到中外发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动作，而最高统治者对皇权的神圣又不许丝毫触动，对体现皇权的有力统治机构军机处不许触动，对应允预备立宪的时间拖得太长。满族清贵加紧控制政权，尤其加紧控制新练的军队，不仅得罪了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也加深了满汉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改革以巩固皇权、防止革命为目的，使得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联合攻击下失败，使得清政府最后一次失去了借改革以谋求发展的机遇。

编辑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