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进入中原并不是大明灭亡的原因，而是闯王高迎祥、李自成他们推翻了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然后吴三桂才引狼入室灭了大顺。当时大明国力衰败又逢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大明不拨款救济灾民，反而还要“三饷加派”，刮取更高的田税，这样势必造成大规模的农户破产，形成农民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明军的表现比面对外族时更加暧昧，军官贪污，士兵又都来自底层，和起义的农民其实是骨肉同胞。李自成的军队并没有什么战斗力，甚至可以说连正规军都算不上，但明军就是节节败退，这不是战斗力的体现，而是明军根本不想打。

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闯军攻入北京，明军四散而逃，只剩下御马监的腾骧四卫、旗军、勇卫营这些皇帝私军以及一些魏忠贤当年训练的净军还在为皇帝浴血奋战。不过大势已去，御马监就算真的有孙悟空，也挡不住大军压城。明思宗自缢煤山（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园内），临死前抛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固然是个德行凉薄的人，以至遭到上天惩处，但也是被诸臣所误。）确实，明思宗所遇天时不利，但如果诸臣用心，能与社稷共渡难关，也未必不可支撑到贵金属流通增速趋于平缓或者地球气温转暖。所以，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自身，不能怨天尤人。

明思宗为帝十七年，兢兢业业，据说从来没有出过北京，每天焦头烂额地忙到深夜。官员们也每天陪着他忙忙碌碌，但就是不见工作有什么成效。不过他自己也明白，其实他就缺一样——钱，只要有一点点钱，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需要太多，真的只需要一点点，少一点可以充作军费镇压起义治标，多一点则可以赈济灾民治本，但就是没有。抄贪官的家捞点钱就别想了，现在只能重操朱家的旧业——化缘。明思宗几乎是放下帝王之尊，每天带着哭腔，像当年朱重八当和尚讨饭时一样，求高官富户们出一点点钱与国家共渡难关，但他们就是不给。他们对这个腐败的体系彻底失去了信任。之前明思宗已经掏空了内帑，但是投进去的钱如同光粒进了黑洞，连湮灭能都探测不到一电子伏特，那我们再出钱不也是喂贪官吗？

在整个大明逐渐崩溃时，几乎全社会都采取了同一个态度——坐视。大家已经嫌弃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都不在乎改朝换代了。但改朝换代总是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巨大伤害，挺过去或许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挺不过去被趁虚而入就完蛋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还是过于意气用事了。果然，大顺政权犹如为摇摇欲坠的危墙，瞬间就被清军击溃，中国进入清代。这时国人突然又都表现出一种极其血性的反抗精神，史可法、张煌言、李定国、张同敞、柳如是、夏完淳、郑成功……这些人原本有的是官，有的是民，有的是妓女，有的是闯贼，有的甚至是海盗，此时全都不计前嫌，纷纷抛头颅、洒热血，无数感人事迹不断涌现，名动青史，但是，为时已晚，人虽上亿，金银如海，更兼气血如虹，但却没有一个朝廷统一组织，只能被高度组织化的清军愉快地收割。

明朝的那些王爷们，想效仿南宋，史称“南明”。但干这事儿的不止一个藩王，不同的大臣拥立了不同的藩王。然而就在这种天下危亡之际，某些人还没改掉党争的习气，依然斗得不亦乐乎。魏忠贤覆灭时，这位由东林党转投阉党的叛徒并未受到清算，只是免官回家。

当时兵势大乱，很多将领打了败仗，残部逃到某个地方，跟兵部联系上就号称重新召集“义军”再战，要求重新授官。阮大铖不辨真伪，只要有贿赂就一律大授高官，时人称“职方不如狗，都督满地走”。（兵部职方司本是任免武官的部门，但现在还不如狗，都督到处都是。）清军攻至南京，他带着一帮官员乞降于江边，随后又跟着清军向南进攻，死于路途。家乡人耻于阮大铖的人品，都不承认他是本地人。桐城和怀宁（均属今安徽安庆）人都极力考证他是对方而非本县人，阮大铖的籍贯竟成悬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贪官。

清朝统治中国后，开始进入一个长期的低迷期，整个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剧变。虽然大明有很多的措施，比如火耗、漂没、三饷加派等等。但清朝却将这些措施都定为制度，固定征收，然后宣布这个征收比例再也不能变了，号称“永不加赋”。尤其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三饷加派”中的“辽饷”分明就是针对他们自己的，现在他都当政了还要收剿他自己的税？但总之就是那四个字——为时已晚。

王朝的腐败，让全天下都对它失去信任，人民必将背弃，甚至有可能背弃它就会得到一个更坏的选择，当发现新的选择更坏时为时已晚，这是历史最大的悲剧。秦桧、袁崇焕的例子重重地警醒着每一个为政者：无论官位高低、权力大小，贪腐不分轻重，合起来就能剐尽骨血，让百姓彻底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