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经书
楼兰文书
简牍遗书
让我们重新发现书法史
张瑞田
1900年，道士王圆箓打开了敦煌藏经洞，密封了10个世纪的洞窟开始与我们相见。考古专家宿白认为“敦煌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皕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同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穿越罗布荒原，在罗布人奥尔德克的引领下，进入一处有官衙、水渠、佛塔、民宅的遗址，在这里，斯文·赫定发现了汉文木简和纸本文书，通过研究，证实这里就是《史记》《汉书》记载翔实的楼兰古城。1901年1月，英国探险家来到尼雅河边的一个遗址，发现了绿洲古城精绝，这是楼兰的边界重镇。在这里，斯坦因找到了楼兰王国的档案库。
楼兰古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让原来被认为“没有新闻的”“离海洋最远的”新疆成为世界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不断前来探险、淘宝。他们收购和骗得的文物不计其数，其中有壁画、经书、塑像。斯坦因把这些文物运到英国后，引起世界震惊，敦煌学随之形成，并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楼兰文书
楼兰文书
楼兰文书
西方探险家的道德高下姑且不论，作为学者，他们的眼光和见识属于世界一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直在寻求敦煌文献的历史意义、文明价值，没有对经书的字迹进行研究，这说明，他们对中国书法没有判断能力，或者说没有研究兴趣。然而，藏经洞的打开，以及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贝格曼等人对楼兰古城简牍文书掠夺般的发现，意味着打开了中国书法家的另一双眼睛，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魏晋唐人的墨迹。考古学家罗振玉为此说道：“甘肃敦煌县之鸣沙山有石室千余，均雕绘佛像，惟一窟藏书满中，顾封以复壁，世莫知之。光绪庚子，寺僧治沙，壁破而书见。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载数十车以去。逮去年秋，见伯希和氏于都下，知其所得虽已寄彼都，而行箧尚携数十卷，皆唐人手迹也。乃约同好往观，则皆已佚之古籍，因与约影照十五种，计书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画五，其已携往巴黎及斯氏所得，则不可得见矣。”这是罗振玉为《京师大学堂藏敦煌石室遗书影本》所写的跋语。惊喜与哀怨，气愤与焦急，可窥一斑。
敦煌经书、楼兰文书、简牍遗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浩瀚的书法世界。尽管我们对写经体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但是写经体亦是书法史不能忽视的存在。南齐书法家王僧虔对擅写经体的书法家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
与敦煌经书相比，楼兰文书的书法价值更被文人看重。楼兰文书是当地行政机构和驻军官员的各种公文和私人手札，其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难分伯仲。如西域长史李柏的《李柏文书》，写于公元4世纪，作者李柏比王羲之的年龄还要大，所书手札是西域发现的唯一名著正史的名人手札。《李柏文书》与发现者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之间的谜团至今未能解开，这也是《李柏文书》的魅力所在。据橘瑞超说，《李柏文书》是1909年2月在楼兰古城遗址发现。但这一年，橘瑞超年仅19岁。此前，斯文·赫定与斯坦因屡次进入楼兰古城遗址，均未能看到《李柏文书》，为此，斯坦因耿耿于怀。1910年4月，橘瑞超在英国伦敦见到斯坦因，告诉他自己在楼兰古城官衙土坯的缝隙中发现了《李柏文书》。此后，橘瑞超对《李柏文书》进行了考据和研究，首先厘清了手札的内容，进而考证收信人焉耆王是哪一任的焉耆王，写手札的地点“海头”现在何方。至于《李柏文书》的书法意义，橘瑞超的研究中并没有涉及。
1959年，关于《李柏文书》的出土有了争议。日本学者森鹿三发表了《〈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一文，他说，自己与橘瑞超见面时，橘瑞超给他看了一张旧照片，并指着旧照片中的地点，言说是《李柏文书》的出土地。森鹿三研究后认为，旧照片中的地方位于楼兰古城遗址以南的50公里处，斯坦因于1914年也曾到过。于此推断，《李柏文书》是在这里出土的，而不是楼兰古城的官衙土坯的墙缝中。新疆西域探险史家、学者、作家杨镰在生前曾说，《李柏文书》应该出土于楼兰古城的“三间房”，因为斯文·赫定、斯坦因都在那发现过汉魏时期驻军者的手札。对于《李柏文书》是不是由橘瑞超发现的，杨镰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由于《李柏文书》出土地的这些异说，笔者认为，不能排除《李柏文书》是橘瑞超在罗布人手中购买的，而并非是亲自采集到的这种可能。这就涉及橘瑞超曾几次进出罗布荒原的有关细节。这是我们在研究橘瑞超西域探险史探讨推究过的问题之一。”
《李柏文书》是魏晋时期纸本书法墨迹的代表，李柏也略长于王羲之。这些书法墨迹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对正确认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建立中国书法艺术的类型学和年代学标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域外人无心认知，也没有能力认知。
魏晋残纸
魏晋残纸
手札，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依存，是帖学的根本。如果说陆机的《平复帖》是中国帖学的鼻祖，此后的“二王”手札，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手札，奠定了中国书法的文化基础，进而形成了众人所公知的美学语言。《李柏文书》的发现，改写了中国墨迹书法的“之最”，它是目前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因而国内外学界对此文书十分重视。尽管存在出土地点的争议，但其舒朗的结构，开张的书风，渗透着攫取人心的历史力量和生命感觉，一直影响着现当代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另外，《李柏文书》等楼兰纸质行书和草书作品的发现，也颠覆了“南帖北碑”的习惯性认知。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魏晋时期纸本墨迹，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复杂背景和不同的路径，以往对“帖学”限定为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李柏文书》证明，西北地区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李柏长于王羲之，由此可见，“帖学”书风已在楼兰、凉州等地区流行。因此，专家推断，从《李柏文书》及楼兰前凉时期文书书法来看，东晋时期北方行草书法已有了极大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
20世纪初，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域外探险家涌入中国，许许多多珍贵的书法史料由他们发现，居延汉简也是其中之一。1930年，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一万多枚汉简，考古界为之震惊。杨镰说：“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库。从20世纪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范例。出土大批汉简的同时，在额济纳还发现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当时，学术界将贝格曼的发现与敦煌藏经洞的打开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发现。随后，居延汉简的研究十分活跃。贝格曼是居延汉简的热心研究者，只是他在汉简中努力探索的是中国汉代的政治军事、地质地理、环境变化，唯独没有对居延汉简的书法做一点发言。在我们眼睛里，那张“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初的纸，以及第一支完整毛笔的实物”该是何其重要，贝格曼却轻轻看过。结论一如既往，贝格曼不懂书法，或不喜欢书法。
居延汉简的大量发现，开阔了中国书法家的视野，他们对简书的墨迹悉心研究，拓展了隶书创作的路径，丰富了当代书法创作的艺术风格。域外探险家有着严格的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动植物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训练，他们对古代历史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拓展了我们研究历史的眼光和多学科知识。但由于他们对汉字书法陌生，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以及不同书体、不同书写风格也缺少专业判断，自然对敦煌经书、楼兰文书、简牍遗书的书法价值略过或回避。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讲，他们的探险发现，客观打开了一座书法基因库，让我们有机会回眸历史上的书法表现特征、书写方式、书法价值以及判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