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上有这样一件大的“公案”，给王献之带来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并且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一直在经受着人们道德审问。人们总是爱断章取义，不喜欢把一件事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中去思考，喜欢用当代的思维去看待事件，最后把自己带进了误区。

谢安有一天忽然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子敬想都没想答曰：“故当胜。”王献之自信地说，他的书法胜过他的父亲王羲之。谢安追问：“物论殊不尔。”意思是舆论可跟你说的大不一样啊！子敬率真地说：“世人那得知。”这“世人”当然也包括眼前这位世家长辈著名书法家谢安先生。

王献之哪里知道一句“故当胜”引起了世人的“群愤”，世人开始从“论书”转移到谴责子敬的“道德人品”。唐人孙过庭就在《书谱》中批评了王羲之的不孝。孙过庭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意思是按照伦理来说，自称胜父，实在过分，还引经据典说：孔子弟子曾参看到一个里弄名叫“胜母”而不入，你却自称“胜父”？就这样在整个书法史上一直在讨论着“父子谁最强”，同时对王羲之不孝的道德拷问也贯穿了整个书法史。其实王献之出此“狂言”，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却是可以理解的，不足为怪。

魏晋之际，解脱经学束缚，“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自然，崇尚自由，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想必大家都知道“曹丕学驴叫”的故事吧。曹丕和王粲是好好朋友，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后来，王璨英年早逝，曹丕非常悲伤。曹丕亲自为王粲举行送别仪式，他带着魏国知名的文人雅士去祭奠王粲，在王粲墓前动情地说道：“王兄是我的知己，如今他舍我而去，我就不说什么官话、套话了。”曹丕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知道，王粲兄平日最爱学驴叫，就让我们集体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 在曹丕的带领下，在场的人齐声学起驴叫，一时间，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抑扬顿挫的“驴”叫声。可见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种率真自然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子敬的“故当胜”此言实不足怪，属当时正常交流，与“不孝”无关，更无涉“道德”。而且，正因为有此环境，才造就了王子敬，也正是子敬的敢于“胜父”，才有了与父齐名的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