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此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

鲁迅借《狂人日记》所发出的“呐喊”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在“狂人”觉醒的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光”，这月光穿过了一百年，今晚局长和大家一起重温这部文学经典。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

37岁的中年鲁迅，提笔写出的第一篇小说，为什么竟是一篇看似没头没脑的“疯话”？以他的性格和才华，特别是以他深刻的思想和各方面的蕴积，这个写作的开端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何一出手就将多年的蓄力凝聚在一记重拳之中，这是鲁迅必定反复思量过的问题。

《狂人日记》就是这第一记重拳。事实上，它确以石破天惊的方式发出了现代中国的第一声“呐喊”。一方面，它在思想内容上“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揭出封建伦理“吃人”的本质，并以“救救孩子”的呼声开启了那一场以“掀翻吃人的筵席”为理想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它又以“新奇可怪”的艺术效果开创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审美方式，在它“异样的风格”中，给人带来“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沈雁冰《读〈呐喊〉》）。

说它“新奇可怪”，是因为它第一次用口语式的白话直接发出了一个“活人”的声音。那个时候，钱玄同他们那帮“新青年”朋友中，已有陈独秀、胡适举起了“白话文学”的旗帜，提出用“活的文字”写“人的文学”，不再摹仿古人的言语和腔调。但旗帜归旗帜，用白话写成的文学还只是理想。鲁迅并没有写过倡导“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的论文，但他实打实地写出了第一篇白话体的短篇小说。

而且，在这篇小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现代标点符号。他大量使用问号、叹号、省略号，并真正发挥了这些标点符号的作用，使其参与了文学的表达。正是在这些叹号、问号、省略号里，读者读出了“字缝”里更复杂的意思。比如，为什么“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后面用的是问号，而不是句号或叹号？这里面的意思，有心的读者自然愿意追索，也能够懂得。

当然更重要也更称得上振聋发聩的，还是《狂人日记》的内容与思想。这些乱真的“疯话”中，处处闪耀着双关与象征的光芒，即使再愚钝的读者也能知道，这满纸的疯话其实都是寓言。因而，这些出自狂人之口的语无伦次的“荒唐之言”的一部分，后来都成了箴言警句，透露出深邃睿智的思想。

比如，“救救孩子”；再如，“从来如此，便对么”；又如，“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最大的“发现”，就是看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不仅如此，他还看到了这吃人礼教的虚伪，因为“吃人”是不被直接写进历史的，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在每页“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才看得出来。很难想象，不借助狂人之口，鲁迅怎能以如此当头棒喝的方式，最直接最形象地说出他对中国四千年历史的洞察？又怎能这样正中要害、直击人心，给读者带来那“一种痛快的刺戟”？

此外，鲁迅比别人更深刻的地方还在于，他让狂人在吃人的筵席上看到了自己：“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个发现前所未有地清醒和深刻，它提醒每一个人反身拷问自己：虽然“自己被人吃”，但未必没有加入过吃人的筵席。在一场吃人的盛宴上，不掀翻桌椅、不明确拒绝、不主动反抗，都会在事实上变为吃人者的帮凶与同伙，有意或无意地，变成一个同样沾有血迹的“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就这样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很好的月光”第一次照彻狂人的心扉，叫醒了他的灵魂。告别了“以前的三十多年”的“发昏”，觉醒者感到“精神分外爽快”。但与此同时，他直觉地感到了害怕，因为在蒙昧的庸众中醒来，他意识到自己必被视为异类，必将在尚未发生改变的旧秩序中遭到迫害。他“怕得有理”。

这种怕，是每一个“活的人”的本能。怕死才意味着有求生的意愿和自觉，就像临刑前的阿Q，终于在看客们饿狼一样“又凶又怯”的眼光里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一次，“精神胜利法”不奏效了，阿Q想喊“救命”，但话未出口，“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阿Q最后的怕与狂人最初的怕是一样的。与鲁迅笔下其他很多懵懂地生、糊涂地死，从不知道害怕的人物相比，懂得怕死和喊救命的阿Q和狂人，算是接近了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狂人与阿Q还是不一样的，阿Q未及出口的“救命”说明了他也没来得及醒过来，而知道怕的狂人，在月光下，是真的醒了，而且从此“横竖睡不着”，再也不会堕回原来蒙昧的状态中去了。

醒来的狂人意识到危险，却逐渐克服了恐惧。他说：“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越来越“勇气百倍”的他开始不断地向周围人发出他质询、控诉和警劝。没有人听、没有人信，那也不怕的；被人关起来、当疯子看，还是不怕。他“偏要问”“偏要说”，偏要告诉这个自以为正常的世界，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狂人看到并相信，“跨过这一步”，一切便会不同，这一步，就从“说不能”开始。对“从来如此”的那一切，说“不能”；对吃人的筵席，说“不能”。他相信，“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期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

《狂人日记》不仅是《呐喊》的首篇，更算得上是鲁迅全部作品的总序。它提出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延续在鲁迅及其追随者们后来的作品之中。比如“吃人”的问题、“立人”的问题、“看客”的问题、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被提出、不断被思考，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血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固然是一部经典，但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标本。它是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由这个大门进去，开始了一条漫长曲折但堪称伟大的道路。

“呐喊”的力量，在那个漫漫长夜之中，划破黑暗，带来苏醒，但它甚至还不能作为黎明时的第一缕晨曦，因为“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知道，那一束叫醒狂人的启蒙之光，或许还是微弱的，但在夜色里，它是“在寂寞中奔驰的猛士”们的慰藉和方向。

情报员：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员：小蘑

图片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