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传说中的尧、舜、禹，中国社会进入到早期王朝的一个新时期：夏、商、周。

从考古学来说，似乎夏代不能完全确定。而在古籍里不只有夏代，在夏代之前还有虞代。古籍常常有“虞夏商周”这样的说法，把四代并列。

且不说云山雾罩不见首尾的虞代，之后的夏代刚刚从部落联盟时期进入到“家天下”的王朝时期，还脱不了部落联盟的影子。夏代也发生过太康失国、少康复国这样的事，王朝的统治并不稳定。

在西周宗法制明确规定嫡长子继承制之后，以此为核心，尚血缘亲族，表明了王朝统治的稳定。西周时对社会形态进行的理想化规划是以周王为核心在王都，周王的儿子、兄弟、亲族、功臣等分封四方，一起拱卫中央的王畿。

周代之前殷商处在部落联盟阴影期之中的夏和封建制渐渐确立的周之间。感觉商代也是个很不稳定的早期王朝。殷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是方国制。商王的统治没有绝对的权威，王朝还要和众多的方国并存。

商的统治者是商王。表面上看起来，称“余一人”的商王似乎很有权威，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实际上商王作为统治者的权威比起后代的帝王来差很远。《尚书*伊训第四》和《史记*殷本纪》都有太甲不明，伊尹放诸桐宫的记载。《史记*殷本纪》“赞伊陟于庙，言弗臣。”这是太戊时期的册令，伊陟可以不对王称臣。

伊尹和伊陟的官职都是“卿士”，《尚书》里称为“相”，王称之为“阿衡”或称为“保衡”。卿士掌巫卜，“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因此卿士的权力很大。

商征服的氏族部落，还有少数分封者，首领被称为方伯。这些附属的诸侯国对商有守边、上贡、服役等义务，但商王其实只能是天下共主，不像后来的皇帝那么绝对统一。商的王都称为“大邑商”或是“中商”，余者称“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四方加商，一共是五方。

诸侯四方之外称方的就多了，这就是方国。从甲骨卜辞看，方国名多不胜数。比如：鬼方、羌方、土方、井方、人方、盂方……这些方国既可以是附商的，也可以是独立的。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常有“令五族伐羌”、“王取五千征土方”等记录商与方国之间的征伐战事。

商代伐边之战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应该是征讨西北的鬼方。《易卦*卜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甲骨文里关于伐鬼方的记载也比较多。

卜辞显示，武丁时期，中原之北为土方，西北偏北为鬼方，西为羌方。鬼方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陕西及河套一带。土方在河北山西之北。据董作宾考证，鬼方和土方即后来的猃狁、匈奴。

商王武丁时最危急的时候是武丁二十九年下旨（可能是邻近土方的部族）戡乱，土方和鬼方趁机侵扰商地沚。商的策略是全力和下旨及土方作战，获胜后再战鬼方。而这时候还要忧虑渭河流域的周人和陇西的羌方。

鬼方和土方结盟，商王武丁七次下令征调援军，共计三万三千多人，并且祭遍了所有的先公先王和所有的神。一直到武丁三十二年年底，商终于获胜。

除了征鬼方，商一直在不停远征。商代的对外战争非常频繁，征方国、伐周人、对荆楚，耗费了商太多的力量。“奋伐荆楚”、“妇好伐羌”、“昔有成汤，自彼氐羌”等记载很多。

另外还常有“寇周”之辞在甲骨卜辞中出现，说明商周之间的战争是一直存在的。周的势力兴起是在季历时，也就是即王武乙的时代。

其实看到这儿就能看出来，殷商之亡是亡于统治及政治体制的不成熟。这种王朝和方国并存的不稳定关系导致商必须不停地去征服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也许周人正是因为看到这其中的利弊，才想到用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宗法制来封土建邦，以为这会是一种成熟可靠的统治方式，最终还是失败了。封建最终被郡县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