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的治学有一个可贵处，就是清晰地厘清传统书画研究与工艺研究的不同。他的著作中从不随意混淆两者。他早年撰写《中国画论研究》，全书稿上起先秦，下至清代，征引众多画论著作，洋洋七十余万言，文字总量超过《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但是，在他后来的这些工艺理论著作中，人们看不到任何附会画论的片言只语。要知道，他如想引用画论，易如反掌，多少语言资料可供遣用，丰富万端的说法凭其发挥。
某些人认为，中国画画的是一部心灵史，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逻辑的特别的历史，背后有深厚的哲学、宗教。传统画家们没有描写、探究物质世界的兴趣，画中山非山、水非水、花非花。他们推崇诸如精神建构、人生理念、境界高标等等说辞。而老派的中国艺术史研究，热衷于画家的立志于道、近道悟道、澄怀观道、修身养性的研讨。中国画对主观感受的追求，一方面，让艺术达到了一种别样的境界。但是“气韵生动”“神妙能逸”之类的概念、术语， 模糊空泛，没有客观、统一标准，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虚无缥缈。艺术史评论中的大量的辞藻，放在荆关董巨身上可以，放在元四家也行，放在明四家亦然，清代四王吴恽也非为不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往往使用玄妙深奥的 “道”、“气”、“神” “象”等概念，它们没有公认的、精确的界定，无边无际。实际使用表述中，怎么说都可以。它们缺少一件件作品的分析和阐发，更无技术层面的关注，基本是笼而统之的精神上的宏论，其文字大致放在各个场合均可使用，看起来百分百没什么错，但因为没有新的信息，又百分百的没有价值。这种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老生常谈大道理，万应灵药式的学术套话，一般是高大、空泛的词语排比，放在哪里都没错，但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不着边际，本质是一套没有点滴文化信息的“拜年话”。
实际上，历史上的大而不当的玄虚和附庸风雅就让王世襄的研究深受其害。他说过，《髹饰录》“最显著的缺点是黄成原文采用了一种比喻方法，甚至影射附会的方法，以致隐晦难懂。”“他想借此夸耀学识渊博，文笔典雅的意图，我们认为是存在的。由此他开宗明义地指出髹饰之中包含着与天地造化同功，四时五行想通的大道理。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与漆工并无直接关系的种种自然物象被当作标题使用，经、史、诸子中的词句也被引用，这样一来，距离漆工的实质问题却越来越远。在外因方面，明代社会严重存在着重士轻工的风气，许多人重视读书致仕，看不起劳动生产。一本漆工专著如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会被认为不过是工匠的手册，得不到重视。”(王世襄：《髹饰录解说》，第9页。)
王先生研究中有切肤之痛，他也清楚传统的士人文化与匠人文化界域之隔。他的著作中，没有传统经典的比附和引申，没有画论诗论中虚无缥缈的意象和华丽的辞藻，只有客观平实的解析，一板一眼，规范清楚。
行文至此，笔者长久的疑问可能有解，王先生二十多岁写成的《中国画论研究》书稿，为何以后常年未再修改，更无出版打算。虽然后来他在此书“出版说明”谈道，“其主要缘由盖因57年划为"右派"，著书出版已无可能。”其实这不足说明问题，因为王世襄一直在研究课题，1958年还自费印制了《髹饰录解说》，也积极准备《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这里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他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营造学社式的学术研究，客观的、实证的治学观念和方法成为他的学术规范。传统的画论研究，乃至已有的成果，他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作于 1996年之《大树图歌》有句如下："行年近而立，放心收维艰。择题涉文艺，画论始探研。上起谢六法，下逮董画禅。诸子明以降，显晦两不捐。楷法既详述， 理论亦试诠。所恨无卓见，终是饾饤篇。何以藏吾拙，覆瓿年复年。"后来他声名正隆，此书稿很偶然、很被动地出版，“竟能侥幸出版，实出望外” 。可是，其书名后仍缀有“世襄未定稿”。
笔者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勃发期和黄金年代。西方的历史学、文化学、考古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武装的新一代学人，结合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和成果，使学术史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营造学社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沟通了工匠和文人、文献和实物、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尤其是开辟“师承工匠”的风尚，不仅仅是方法上的变革，也是观念的鼎新，是对中国物质文明史真知灼见的体现。这种精神是对传统文人辞章之学中讨生活的颠覆。
包括古典家具在内的各类古代工艺制作“匠学、”“匠术”，被中国知识界关注、研究，也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背景是现代西方科学体系登陆我华。其以营造学社研究模式为代表，其要素为考察实物、请教匠师，研读文献，可称为“三重研究法”。
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开创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证的现代学术，朱启钤则开拓了“三重研究法”。朱启钤也正是这个时代“开风气，示轨则”的一代大师巨子。他在某些具体研究上拥有空前的成就，同时开启了无数学术法门，让后人沿着其方向继续前行。其遗留的思想理论、操作方法、人才梯队，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后人，包括王世襄。
王世襄著作的问世和引发的一系列反响，是三十年代这场观念和方法革命之光的焕发，是营造学社学术精神的延续。
王世襄在精神深处，深深地崇尚着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