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灭了的希望

（1903年10月）

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对我们党内的事件[1]的态度再次证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确实战胜了他们各党派之间的一切对外分歧。他们──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皮鞭－厄特尔[2]和福斯报的继承人再度一致地对社会民主党内的区区小事高兴得热泪盈眶，并且狂呼乱叫地欢庆胜利。一些人为终于开始的“互相残杀”感到高兴，因为这使美好的希望开始得到实现了──资产阶级无法对付的社会民主党终究有一天自己互相“撕咬”起来了。另一些人则为社会民主党内几位学者的失败而欢呼，认为这种失败证明了在“有教养的人”同“群氓”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谁想跳过它就会“折断脖子”。第三种人欢呼，社会民主党今后将再也不能够用傲慢的眼光去看待资产阶级世界了，因为它自己家里也出现了腐化的鬼影──tout comme cheznous（彼此彼此）。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唱一个调子，社会民主党的威望、诱惑力全都完了！永远完了！

这种喜悦表现得多么逼真，一家党报甚至十分认真地把这理解成发自内心的“欢乐”，它感叹地认为必须向党指出这一情况，希望党保持警愓和清醒。

不过只要耳朵稍微灵敏一点，就可以从这场表示快乐和欢庆胜利的刺耳的音乐会中听出由于失望而咬牙切齿的声音和压抑下来的愤怒。正是资产阶级新闻界对于所谓受到嚎叫的野蛮人虐待的几位“有教养的人”的普遍的同感和同情，对于“群氓”和这些群氓“对学者的反叛”的诽谤清楚地表明了党现在无情地指出的那些弊端的所在。

社会民主党内为“无谓的琐事”发生激烈的争吵，这在当今的资产阶级人士看来固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可笑和野蛮，因为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里，对这种琐事都会心照不宣，默不作声地耸耸肩膀就放过去的。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形象：一个拥有300万成熟的拥护者的党竟由于几件“不诚实行为”表现得如此激动并且兴师动众，大做文章，而这些不诚实的行为同一个主张保护关税的多数派英雄在一次帝国议会中或者一个保守党人在一次竞选演说中编造的大量谎言相比，就像一缕微弱的烛光放在正午耀眼的日光之下那样微不足道。

现在连同修正主义进行争论自然也成了纯粹私人的，不光彩的“私人的”事情了。我们也不得不带着悔恨的心情承认这一点。我们正是不能像民族自由党或者中央党、容克或者自由思想党那样依靠对群众进行政治贿赂和欺骗来建立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处在这样舒适的情况下，任何丢脸的行为都会像一滴水在大海中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此外，如果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反抗“学者”中的个别腐化现象因而使资产阶级如此愤慨，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他们承认，他们凭着可靠的本能在我们当前的事件中觉察到了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在本世纪下半业已成为对资产阶级极其不幸的事了，这就是由社会民主党促成的“群众”同“领袖”的关系中的根本变化。

歌德曾经说过“令人讨厌的多数”这句话。这种多数是由少数几个强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群众”[3]组成的。这句话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用来描绘“多数”的经典公式而已，资产阶级文人却想用它来描绘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在一切至今为少数人的利益进行的阶级斗争中，或者如马克思所说，在全部历史发展是同伟大的人民群众相对立而进行的地方，人民对于历史行动的真正目的、物质内容和限度是不清楚的，这本身就是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这种误解也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方面的“领袖集团”的特定的历史基础，群众是附和这些领袖、“尾随在他们后面”的。

然而马克思在1845年就曾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迄今一切历史活动中“最深入的”活动，它包括全部下层人民，它是阶级社会形成以来首先符合群众自身利益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