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

张琼华是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她比郭沫若大两岁，也不漂亮。这桩婚事郭沫若是违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甚不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在厢房里读了一夜书。婚后第五天，郭沫若便远走他乡东渡日本，26年不曾回家。郭沫若可以走，但是张琼华不可以。她只能恪守妇道，规规矩矩地守活寡。

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护士佐藤富子。不久，两人到冈山同居，郭沫若为她取名为“安娜”。但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佐藤富子与父母断绝了关系。而郭沫若作为学生，经济条件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安娜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郭沫若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从此再没回去过，也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苦不堪言。郭沫若回到中国，认识了年轻的女演员于立群。两人相恋并结合，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939年3月，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整整26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的夫君见过一面。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的贡献，却没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他虽然不爱她，但却应该感谢和尊敬她，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这区区一躬竟使守了一辈子寡的张琼华感到了极大的满足。郭沫若给张琼华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

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长的郭沫若与于立群补办婚礼。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参观、视察、出国访问，参加一系列外事活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五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

1947年，《改造日报》的记者陆立之前往东京，寻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眼前一片惨景：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了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消息不通，这也是信口胡说。

解放后，在日本等了整整11年的安娜带着一群儿女历经辛苦来到北京。当她看到日思夜想的丈夫身后站着年轻的于立群和五个孩子时，这才相信丈夫果然另有家室了。佐藤富子离开郭沫若，加入中国籍。她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安娜晚年拒绝见郭沫若，她谈到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

1963年，张琼华到北京，受到郭沫若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沫若。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沫若忠贞不二的老女人，在孤寂中辞世，享年90岁(好像越是寂寞的人越是长寿)。

郭沫若出了三个妻子，还有好几个情人，又喜欢去妓院嫖娼。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郭沫若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郭沫若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曾把性病传染给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这两家儿女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