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到1918年，陈炯明致孙中山电函数百封。在电函的字里行间，争议人物陈炯明不是独霸一方、手握兵权的“军阀”，也不再是“六·一六兵变”中与孙中山反目成仇的“乱臣贼子”，反倒是正如专栏作家潘采夫所说的是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的陈炯明，20岁中了清朝的秀才，然而，革命风潮席卷，1909年陈炯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就在这一年，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两年后广州“三·二九”起义爆发，陈炯明任统筹部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武昌起义后，陈炯明赴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所属各县，成为当时民军中最具规模、最有声势的一支队伍。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以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在他的治理下，广东在民主观念、廉政建设、市政建设、教育事业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使之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说，清政府将赌税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导致赌博屡禁不止。陈炯明顶着各方压力，主张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烟、赌。1920年12月1日禁赌章程生效后，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博场所。“在战争年代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对广东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至今仍应得到盛赞。”

所有围绕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争议，都无法绕开1922年“六·一六”兵变、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这一历史谜团。在“兵变”之前的1919年，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理念，反对孙中山北伐且辞职，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而“兵变”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历史的推演：1924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陈炯明，并组成东、西两路讨伐，1月16日，孙中山兵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在《陈炯明》一书中，段云章如是描述：1922年6月16日，“六·一六”兵变发生，粤军向观音山总统府附近放了三炮。随后不久，孙中山以海军大炮回轰广州城西关一带。段云章认为，“六·一六”兵变是双方互相激化而成的，而且，随后孙中山与陈炯明分后未合，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孙、陈二人在政见上的不合；二是两人的部下在兴风作浪，企图获得一些利益；三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其中耍了一些手段，特别是苏联和英国的介入，最终促使“六·一六”兵变发生。

“陈炯明发动兵变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将孙中山置之死地，更像是想将孙中山软禁起来，以达到阻止其指挥北伐的目的。”对近年来有学者将陈炯明定成一个军阀，称他“叛变革命”，段云章直言“这是不正确的”。孙中山和陈炯明从起初政见上的分歧发展到后来的流血冲突，彻底决裂，除了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与二人极端自信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虽然之后吴稚晖等从中调解，希望陈炯明能够归附孙中山，但均遭到陈炯明拒绝。

微妙的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从中，我们依稀能够读到陈炯明未消的怨气和内心的纠结。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遗言称“吾家事无可告者”，并连呼两声未竟的“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