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朝，就不得不提起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倭寇之乱，大家自然会想到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英雄，确实，他们在平定倭寇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但是，细析研究倭寇之乱，就会发现其发生到消亡，都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息息相关。倭寇兴起，源于元朝侵日之后，贯穿元明，而又在明朝达到高峰。“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是抗倭名将戚继光说的（选择《止止堂集》）。诗句中的“但愿海波平”，所指的也是希望平定“倭寇”之患。
倭寇之患，史有前期倭患（真倭）和后期倭患（假倭）之说法。前期倭寇是指元朝及明初一段时期的倭患，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 。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至于后期倭寇，实质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
明成祖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形上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一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明朝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大明朝廷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 ，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落寇为伍。
正如当时负责海禁的赵文华所说的：“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为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另一个学者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大明朝廷献言献计，但是明廷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王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王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遵守祖制的惯性，朝廷依然命令胡宗宪将其斩首示众，王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明初时期，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政治较清明，人民尚能安居乐业，在少有内忧的情况下，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外患，尽管明初有倭寇骚扰，但范围不是很广，对社会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明英宗正统以后，明朝政治日趋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
戚继光、俞大猷在平倭战争中崭露头角，战功显赫，后人对他们表示敬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求证于史实，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战争，而是明朝政策的转换。面对势不可挡的国际贸易大潮流，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明朝中后期倭寇之乱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明朝廷必须放弃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能够合法的赚钱谋生，又有谁会去做犯法的事，落得个千古骂名？宜疏不宜堵，永远是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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