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但都不外乎三点，分别是报复说、逃避说以及吸毒说。

其实在小编看来，万历皇帝之所以长期不上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综合性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类，而是诸多因素掺杂在一起，互相起作用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有以下这几点。

一来，是对奢靡生活的一种沉迷。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确实是位酒色之徒。说他好酒，他在17岁时，就曾因为醉酒杖责了冯保的义子，差点儿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说他好色，他在万历十三年，就曾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位。不仅如此，他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酒色的过度，使得万历皇帝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的某一天，他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还为此特地上疏，说是“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万历皇帝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以上种种，都可以说他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因此他在亲政期间，几乎就很少上朝了。

二来，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万历十五年》文末有这样一段话，“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一塌糊涂了，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就是腐儒误国。

试想下，贵为天子的皇帝，大权在握却啥都不好使，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寡人”，又能奈现状如何？若是与天下的士子为敌，且不说万历皇帝没那个气魄，也没那般能力。所以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以过得安生些。

三来，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万历皇帝一朝，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的制衡，已经和以往的朝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在此时已基本结束，可“文官制度”却日趋成熟，势力也日趋稳固，且更趋于保守。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

尤其是他在位期间，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这两件大事，使他发现君主想要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地进行阻挠。所以他不得不萌生出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于是乎，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对治国的热情、对国家的关注。

最终，他在与文官集团不断抗争却又时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那就是从此不再上朝了。

四来，是对言官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王朝，只要你有想法，尽可以说，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朝再残暴的皇帝也不愿背上“昏君”的骂名，实在气不过，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段而已。这样一来，就使得当时的言官各种捕风捉影、各种小道消息。

他们才不管所论的是否属实，他们关心的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当时不但皇帝时常被骂，就连各位名臣也没能躲过去，比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说他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懒惰、无能等等，完全就是一无是处。而受到革职为民处分后的官员，给万历皇帝上书更是进行着各种无端的谩骂。

对于这种暴风雨式的谩骂，万历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作哑不理睬。到后来，见怪不怪，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让这些言官都骂去吧。

所以说，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导致的，而是综合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只是每个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