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风云变,东海鳞波卷。情剑断山河, 杯酒释兵权。陈桥之变后，赵匡胤一跃登基，成为人主，但他需要面对的仍是朝中变化莫测的局势。

环顾上下，那些集兵权、功勋于一身的赵氏王朝的开国元勋，均为军中的高级统帅或带兵将领，不是称帝前的结拜兄弟，就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兵变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位高权重，功高震主，对自己的皇位及大宋江山的稳固，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把太祖对这些好兄弟和开国功臣的戒备之心，表露得一览无遗。对敌国可以武力征伐，但对手下的开国元勋怎样处置？

宋太祖却寝食难安，倍感棘手。

建隆二年七月(即公元961年)，宋太祖召见赵普，询问“能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的好办法。

赵普回答道：“唐末以来，兵革不休，战乱频繁，根源就在方镇势力太大，君弱臣强。要消除这种弊端，只有削弱方镇权力，控制财政，收编精兵，天下自然安定。”得到了赵普的响应，宋太祖这才下定了决心，着手解决此事。

一天，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酒过三巡之际，宋太祖半醉半认真地诉起了衷肠“若不是在座各位相助，我是做不了皇帝的，各位都是大大的功臣。但是，不瞒各位，自打做皇帝以来，我就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众人一听了，忙问为何。

太祖继续说：“很简单，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

石守信等人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叩头说：“陛下武功盖世，乃当世不出的英才，谁敢造次?”

太祖苦笑道：“你们虽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却无时不刻想要更上一层楼。一旦黄袍加身，也就身不由己了。我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

一席话，明里暗里，就让这些当年的“好哥们”明白了皇帝的苦衷，弄不好还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顿时一身冷汗，纷纷请罪，求皇帝给条活路。

太祖一声长叹，说道：“人生在世，有如白驹过隙，所图不过金钱子女，抑或多些享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困。你们现在这般处境，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不如你们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多置产业，多买歌儿舞女，日日快活，以终天年。另外，我再给你们一个身家富贵的保证，与众位兄弟共结儿女亲家，君臣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快哉?”

众人见宋太祖已经把话挑明，只得俯首听命，跪谢皇恩。

第二天，一众高级将领纷纷上表，声称病体缠身，无法再奉军职，要求官家解除军职，宋太祖当众挽留再三，只好不拂众意，罢去众人在禁军的高级职务，到地方上去任节度使。

宋太祖又接着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另选一些资历较浅、威望不高的人担任将领，掌管三衙。三衙互不统属，互相牵制，这样，军权就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了。

再后来，宋太祖还一一兑现了联姻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

君臣无猜，共保富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这招“杯酒释兵权”，在后人看来，不能不说是极具戏剧性的“神来一笔”，千百年来，传为美谈。

杯酒释兵权但近年来，有许多史学工作者著文，认为此事疑点甚多，很可能出自后人的杜撰和演绎。

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现存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丁晋公谈录》和北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

丁谓的《谈录》记述了宋太祖与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赵普认为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所以对太祖建议不能再让他们领兵。太祖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对自己忠心耿耿，绝对不可能造反。赵普反问道：“石、王这两位老将不会造反。但如果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仍然表示怀疑。赵普再问，“陛下何负于世宗乎？”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罢了两人的兵权。

这段记载说明，太祖是在被赵普说服后，才开始按照赵普的建议着手进行解除兵权的，并没有所谓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发生。

而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的雏形。他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太祖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到宫中酒宴，乘机摆明自己观点：“我与诸位兄弟，义同骨肉，何来芥蒂？但是言官们纷纷进言，吾亦有所考虑，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如此安度晚年，不亦乐乎？后宫诸女，当与诸位子弟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如何?”石守信等人心领神会，叩首称谢。于是各归藩镇，牵上皇亲婚约，数十年后，仍显赫贵裔。

这段记载说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首次出现于宋仁宗时期，但情节较为简略；直到宋神宗时期的《涑水纪闻》，故事才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众多史学家及学者对史料多加考证后，也提出了有力质疑。

首先，《谈录》只讲罢石、王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除了石、王二人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涑水纪闻》则称石、王等皆被罢军权，并且描述了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恍如身历其境。

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反而愈加生动详细，明显不符合史学材料记载的一般逻辑。很显然，这是后人不断添油加醋的产物和结果。

其次，三书都提到了赵普，但其中情节却不一致，甚至还有相互矛盾的说法，也是一大疑虑。

再者，“杯酒释兵权”这样的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而元朝史官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提字言片语，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第四，“杯酒释兵权”发生的具体年代时间，三书均无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七月，可建隆二年六月初二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朝廷上下应该是不准作乐宴饮的，作为官家的赵匡胤更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很精彩，但经不起细节推敲，应是子虚乌有之事。

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事的影响非常重大，不大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一、石、王等人的军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需要解释和查证的只是通过什么方式“释兵权”而已。

二、“杯酒释兵权”是极具戏剧性的，但若考虑到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放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却又是情理之中的事。王巩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更新诠释版。版本虽多，源头只有一个，证明是确有其事的。

三，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曾因批评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罢免，素有直臣贤相之誉。王曾的品德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增饰，所以其记载之事所言不会虚假。

最后，就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杜太后六月初二去世，但是因为“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服丧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即可。从六月初二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释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之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杜太后的丧期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没有冲突。

言而总之，汇总正反双方的证据，我们可以说，“杯酒释兵权”其实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加工和发展过程，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但要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虚假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些许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

宋太祖削兵权、改兵制等一系列措施，还是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彻底结束武人割据征伐的动荡局面，是有其巨大的正面作用和历史意义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终宋两朝，太宗之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岳飞等人下场也难免让人唏嘘。在面对北方蛮族凌厉攻势时，大宋王朝轰然崩塌，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