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官场进与退规则的运用，以及那种专横与隐忍的双重心态,都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在由西安回京途中（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与光绪西逃，李鸿章奉旨在京同各国谈判，并于次年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即一病不起），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几天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尽管慈禧和光绪心里已有了准备，还是泣不成声。

在晚清诸多汉臣当中,李鸿章无疑是出类拔萃者。慈禧与李鸿章之间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慈禧本身来说，她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早在刚刚垂帘听政时，慈禧就领导了当时的“自强运动”，不仅使大清的财政和国力有所增强，而且稳固了她的统治，李鸿章在“自强运动”中起到了“马前卒”的作用。

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不喜欢在小事上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龢。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是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点就通。她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

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鸿章一生曾面临多次危机，他的公开和潜在的对手曾多次罗织罪名，收集证据，要弹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了他。

李鸿章知道，放眼朝廷，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够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同时对对方也心有余悸。

在封建专制下,“臣下”说到底只是朝廷的“家奴”，生杀予夺之权全在朝廷。宦海风波险恶难测，官员有时会面临坚守“原则”与如何“自保”的矛盾。特别是在“非常”时期，这种冲突有可能异常尖锐。在新旧两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维新运动中，李鸿章就面临着这种严峻冲突。

甲午战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一直投闲散置，直到1896年10月才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李鸿章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

而且，李鸿章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龢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李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同时，他也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

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奉光绪之命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未明确表态。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事实上，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李鸿章是暗中支持的。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鸿章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

由于李鸿章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对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

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

康、梁后来逃往日本。史载，李鸿章曾托人带话给梁启超，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