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从总的作用来看，董卓是使东汉末期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的独夫民贼。但一开始，董卓并不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他是朝中士大夫集团借以诛除宦官势力的希望所在。董卓本人也是反对宦官专权的。汉灵帝中平五年，朝廷征时任并州刺史的董卓入朝任少府，董卓即上书推辞，他说：“凉州扰乱，鲸鲵未灭，此臣奋发效命之秋。吏士踊跃，恋恩念报，各遮臣车，辞声恳恻，未得即路也。辄且行前将军事，尽心慰恤，效力行陈。”此时的朝廷虽然由于黄巾起义的爆发已下令解除党锢之禁，但宦官仍在专权，董卓拒不入朝，固然是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兵权，但也表示了不愿与宦官势力为伍的态度。灵帝死后，即位的少帝年仅14岁，由于皇帝幼小，何太后临朝，何太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与后将军袁隗共辅朝政。何进秉政后，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谋诛宦官而太后不许，乃私呼董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卓得召，即时就道。”这种与前次推辞截然相反的积极态度，足以反映董卓诛除宦官的政治立场。除此而外，董卓此次进京，鲜明地打出了反宦官的旗帜，他给朝廷的表章说：“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至使怨气上蒸，妖贼蜂起。臣前奉诏讨于扶罗，将士饥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诣京师先诛阉竖以除民害，从台阁求乞资直。臣随慰抚，以至新安。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要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根除长在朝廷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这可看作是董卓进京的政治宣言。

诛除宦官在当时无疑是一件得人心的事，它尤其得到朝廷内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政一直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弊端。宦官的权力非常大，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对他们阿旨曲求者，则有光宠三族之荣;直情忤意者，即遭参夷五宗之祸。宦官们的飞扬跋扈遭到了朝中士大夫集团的反对，他们同声相求，“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以诛除宦官、澄清政治为己任，因此也遭到了宦官集团的报复。在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们把这些士大夫宣布为“党人”，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轻者遭终身禁锢，不许为官，重者则身陷囹圄，惨遭杀害。董卓进京后，“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为党人平反昭雪，并恢复他们的爵位，擢用他们的子孙。史载当时染党锢者被举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选拔”。汉阳人周珌任吏部尚书，汝南伍琼任侍中，郑太任尚书，何颙任长史，荀爽任司空，韩馥任冀州刺史，刘岱任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可见，董卓反对宦官的态度是得到当时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的。

吕布也是反对宦官的。《后汉书·吕布传》记载，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善弓马，有勇力。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吕布任其主簿，甚见亲待。灵帝崩，丁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丁原受何进之召，带兵进洛阳，是否与董卓受召同时?其使命是否与董卓相同?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三国志·吕布传》对此记载得尤为明确：“灵帝崩，原将兵诣洛阳。与何进谋诛诸黄门，拜执金吾。”袁宏《后汉纪》也记载，何进劝太后诛除宦官遭拒绝后，袁绍对何进说：“形势已露，将军何不早决?事久变生，复为窦氏矣。”于是何进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将兵向京师，以胁太后。可见丁原与董卓进京的时间相同，使命相同。时吕布正在丁原军中，也一定参加了进京除宦官的行动，其反对宦官的态度由此可知。

反对宦官是吕布投靠董卓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董卓对吕布的争取是实现这种投靠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