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一下：

本人无任何贬低三星堆遗址的意思，三星堆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华考古发掘里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但是，不得不说，近几年有关三星堆的传言有越来越离谱的倾向，诸如《国家为何不敢承认三星堆》《三星堆就是夏朝》此类耸人听闻的越来越多。

在此，本人试着用有限的学识解读一下，三星堆遗址与夏朝的关系。但在此之前，有一个人物是跨不过去的，所以，必须先把他的问题讲清楚。

此人就是中华文明的治水英雄「大禹」：

因为他一直被传为今天的四川省汶川县人，所以，每次说到三星堆与夏朝的问题，都离不开他。

笔者我前不久去过汶川，那里的人们确实都对此坚信不移。

矗立在汶川县的大禹雕像，沧凉而神圣，想必老百姓们都认为，他们就是「开创华夏第一人」的后代子民……

大禹真的是汶川人吗？

随手百度一下大禹的出生地，就可以看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信息都是这样的：

1、《孟子》：禹生石纽，西夷之人。2、《史记》：大禹生石纽，西羌之人。

然而，很遗憾，“西夷、西羌”是有的，但“禹生石纽”，是没有的。原文实际上是这样的：

《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后汉书·载良传》：大禹出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最重要的：《孟子》，完全无载。

孟子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大禹是哪的人。

在大禹还是人们普遍信仰的夏/商/周/秦/汉时代，从来没有人说过大禹是四川人，更别提汶川。

那么，“大禹生石纽”，到底是出自哪里呢？

答：源自一本非正史之书。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蜀王本纪》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认为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但经考证，实为三国谯周。

《蜀王本纪》可以算作史书，也可以不算作史书，为什么了？

首先，它是一部《地方志》，不是通史。

其次，研究古巴蜀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另一部重要书籍《华阳国志》（同样也是地方地理志）的作者——晋人常璩有话说：

“《蜀纪》言：“雀墒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纪》既以炳明，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卷十二·志序》

常璩的意思说的很清楚，《蜀本纪》里说，蜀人认为穿越秦川的「褒斜道」（即秦栈道）是他们的古蜀王蚕丛、鱼凫等人用牛车开凿的，但是《史记》却清楚的记载是秦历公开凿的，战国史籍也可以互相印证。

同时，蜀人又称自己有3000年的历史。

对于这些，常璩都认为是“横传”——也就是传言，并未证实公认。

✔常璩自己本身就是四川人（崇州），这说明他的评价是客观的。

毫无疑问，《蜀王本纪》的内容，除却那些地理信息外，大多数是采用当地的一些口口相传而非文献记载的故事辑录而成，尤其是人物典故，整本书充盈着神话色彩。

对照中原史籍，《蜀本纪》可以称为「半信史」，但不能称为完全的信史。

那么，《蜀王本纪》为何这样写了？

自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蜀本纪》并不是第一个称“大禹生石纽”的书，在它之前还有一本，那就是东汉照晔的《吴越春秋》：

“高密（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和《蜀王本纪》不一样，《吴越春秋》可以算作一本信史，但是，和《国语》《春秋》《史记》等比起来，它依然有它的不足征信之处，历代就有人指出过一些问题。如伍子胥托梦等，故谓之“类小说家之言”。

就研究吴越史而言，它不如《越绝书》权威和严谨，所以你更加可想而知关于大禹的记载的真实性。

毫无疑问，赵晔虽为浙江人，但是曾辞官去四川（资中）拜经学大师杜抚为师，学习“韩诗”。一去就是20年。因此，其所作《吴越春秋》里的“石纽在蜀西川也”，当然也是他这20年间在当地听回来的。

也就还是常璩说的“横传”——相传而已。

从最早的青铜器铭文到《竹书纪年》，再到春秋战国诸典册，及至秦汉，从来没有大禹生四川的说法。

大禹的父亲「鲧」的封国——《春秋》云：

“有崇伯鲧，在秦晋之间”。

《国语·周语下》记载：

“昔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

「秦晋之间」与「有虞」都是在中原西部地区，「羽山」则在江苏，从来无异说。

要是大禹生在四川。

那他父亲跟四川一点都扯不上关系又作何解？

✔所以，对“禹生石纽”保持怀疑，是应该的。

至于晋人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称“孟子云‘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则不仅是一句完完全全的孤证，有托古之嫌。甚至，他说的根本就不是「石纽」。而是：

「石坳」

✔就是山沟里出生的意思，别无他指。

后来南朝的刘宋裴駰在给《史记》注解的时候，把「坳」误训作「纽」，由此造成了后世的讹传。

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吴越春秋》早于《帝王世纪》，因此，可以推论皇甫谧也很可能是受了《吴越春秋》的影响。

那么皇甫谧为何不直接沿袭赵晔的说法用「石纽」，而用「石坳」？

答案当然是他看出了「坳」与「纽」实容易混淆，同时，作为一名博览群书的学者，他大概知道不管是坳，还是纽的来源。

揭晓答案：

“禹生于石；契生于卵，史皇产而能书；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贤者，千岁而一出，犹继踵而生”——《淮南子·修务篇》。

「禹生于石，契生于卵」——100%神话。

✔这很正常，上古时代的人物都有「神性」，这是因为他们既是帝王，又是宗教领袖。

▲又西汉谶纬书《循甲开山图》云：

“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水”。

✔这是「石纽」的第一个出处。

这里面的「石纽」根本没有任何地理位置之所指，就是指错综复杂的石缝。

▲西汉后期，与整个东汉，儒家从进取的「公羊派」逐渐转向偏保守的「谷梁派」，且由于汉光武帝的钦定，与带有巫术色彩但又具有很强烈的为封建王权服务的的方士之学「谶学」合流，产生「谶纬学」。

此种学问在巫风盛行的四川及整个西南地区自然是得天独厚——赵晔都得跑四川去找四川人（眉山彭县）杜抚为师，可想而知，四川的文人当必有人看过《淮南子》《遁甲开山图》。

★★★谜底解开：

由于汶川有个地方叫「石纽」，所以可能是大禹后人的西羌把「禹生于石」附会在石纽。

为什么西羌要把大禹附会到汶川石纽了？

✔大禹是西羌，是历来无疑问的，羌人在先秦时代与汉代都是一顶一的大族，从甘肃到西南地区都有，其中有大禹的后人并不奇怪。而羌人自殷商时候起就和中央王朝敌对，特别是东汉，持续打了一百年的仗。

期间，大量羌人南下逃入西南地区。

这里面，有可能有大禹的后人。

✔《后汉书》：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

大禹与四川的关系，就说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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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看，夏朝和四川有什么关系？

《古本竹书纪年·帝启》篇云：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这是唯一一条能够从史书中找到夏朝“似乎”和四川，也就是三星堆有关的史料。

这里的「巴」，不少人解作「巴蜀」之巴，但是观甲骨文里的「巴」是否就是春秋战国的「巴国」，这还有个很大的疑问，目前比较公认的是晋陕或湖北地区。

就逻辑上而言，夏朝要是有那么强的实力，连“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四川地区都能控制。

那他又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被东夷两次夺国了？（注：一次是太康时代的后羿，另一次是帝「相」时代的寒浞）。

显然，夏王启派遣的这个司法官员孟涂去的「巴」国，就不可能是古巴蜀国。

夏帝桀，他也不可能如某些狂热的三星堆粉丝幻想的那样，被商汤流放在「南巢」后，还能够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逃亡，然后逃到四川建了起一个不逊色于商的「三星堆古王国」。

最后，科普一下三星堆的“2000年文明”：

✔三星堆共分为4期。

第一期为距今4800-4000年前。

文化特征：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良渚遗址」制式的玉琮。

可见，三星堆文化应该和距今5300年前的良渚文化有交流。

第二期为距今4000-3400年前。

文化特征：相当于覆盖了夏朝与早、中商时期，开始修筑城墙，表明进入「国家」时代。

第三期为距今3400-3100年前。

文化特征：商代中、后期，此时期出现青铜器，迈入文明时代。但青铜器主要集中在两个祭祀坑里，这些青铜器，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是原产的，有些人认为它是从江淮地区的青铜产地区用战争掠夺的方法抢回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原产的。

总而言之，虽然“纵目人”青铜头像、“黄金面具”等造型奇特的青铜器让人能直接感觉它和中原文明的不同。但是，这也许只是我们的错觉，如「鸟崇拜」。

「龙崇拜」

还有青铜面具：

第四期为距今3100-2800年前。

会不会是「石家河文化」的延续？

也未尝不可。

这棵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树，经过专家鉴定，是无法直立起来的，推测当年应该是祭祀时的临时摆设。

三星堆有很独特的地方，但显然也是融汇交合的文化体。就目前看来：和商代关系更大，和周代也有可能关系不一般。

但是，和夏代文化相距较远。

把三星堆想象成夏朝，无异「科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