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给诸葛亮打了差评

安立志

《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不过，人们只知道《三国演义》这只蛋，却很少知道《三国志》这只鸡。《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语），其实，对诸葛亮的神化与美化，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就开始了。

近年来，史学界大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指向是这样的，官方审定的近、现代史，由于新的发现与研究，在史实与逻辑上遭到纠错与质疑。然而，官方的结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把所有的纠错与质疑统统视为虚无和歪曲。应当指出的是，遭到虚无的“史实”都是官修的近、现代史，并不包括《三国志》。《三国志》连同此前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通称“前四史”，且都是私人修史。有意思的是，后世的史学家与小说家极力虚无《三国志》，却从未引起官方的批判与制止，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并不全然如此。

《三国志》问世后，似乎没有人对其中的史实与史据提出质疑，人们质疑的只是修史者的史德与史识，而这种质疑本身也遭到其他史家的质疑。这种“质疑的质疑”，严格地讲，都属于史学范畴内的问题，即使有些观点带有官方色彩，但在长达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由于王朝变幻、政权更迭，其立场也无法构成长久的政治权威与压力。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蜀汉时曾任姜维主薄、黄门侍郎、观阁令史。蜀亡入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等职。《三国志》作为陈寿一生的重要作品，生前并未带来好处，身后也是毁誉并存。

《三国志》问世一千余年，受到历代朝臣与史家的赞赏与重视。北魏政治家崔浩（？-450）的评论大概是最早的。崔浩认为，《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2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页784）“班史”二字理解上有歧义，一指班固（《汉书》作者）与史迁（即司马迁，《史记》作者），二指班固以来的史家。似为前者。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约465-约520）是南朝梁时的文艺评论家，书中转引他人评价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页203）荀勖、张华与陈寿同朝为官，且为陈寿上司。二人都认为，陈寿堪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崔浩、刘勰分属南北政权，时间上也有先后，且一为官员，一为学者，但对陈寿和《三国志》的评价，看法却是高度一致。

房玄龄（579-648）是唐初政治家，也是编纂《晋书》的主持人。在陈寿列传中，他以回顾的口吻称：“（左）丘明即没，班马（班固、司马迁）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3册，页1843）尽管《晋书》对陈寿的介绍有不实之词，也给陈寿留下了政治“尾巴”，这个评价还是基本公允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之父苏洵（1009-1066），于史学颇有造诣，他在评论唐代文学时指出：“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后汉书》作者）、陈寿比肩。”（《三苏全书·集部·苏洵集》卷十六，语文出版社，2001年，页2907）他认为，唐代文学可与两汉并美，史学却不及两汉，唐代没有出现堪与陈寿相比的史学家。

清初学者钱大昕（1728-1804）在《三国志辩疑序》中，从史学功能的角度指出：“吾所以重承祚（陈寿）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则见闻必确。……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指《三国志》），以为过于范（晔）、欧阳(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作者)。”(《钱大昕全集》0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384)这种评价与前辈史家如出一辙！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史书，这样一位史家，千年以降，迭遭非议。有批评其“帝魏寇蜀”的立场错误的，也有批评其回护曹魏的史笔有缺的。这些大多与皇权政治伦理有关，而影响最大、指向一致的焦点，几乎都是有关《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在“诸葛亮传”的结束部分，陈寿的确对诸葛亮一生功业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概括（《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59年，页934）：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三国以降，纵横分合，王朝变迁。皇权体制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渐次完善。在这一背景之下，明君贤臣作为一种政治范式与政治伦理，无论在官方或民间，都得到了确认与强化。而诸葛亮的忠君与智慧就成为历代王朝推崇的典型。正因如此，诸葛亮逐渐成为神仙与完人的化身。以这样的立场去审视《三国志》，其“错误”与“失实”就不可避免了。

其实，仔细审视《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如同今天的组织部门作出的干部鉴定，“成绩是主要的，还存在某些不足”。然而，就是这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在一些古人眼里，至少就“军事家”这个选项，陈寿给诸葛亮打了“差评”。由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用兵如神，早已神化，诸葛亮的“粉丝”们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准确地说，一千多年来，陈寿与《三国志》所遭到的非议，几乎全部由此而来，即仅仅因为这八个字。其实，阅读一下陈寿这段完整文字，这八个字根本算不上“差评”，只是对这个“单项”没有给予“五星点赞”而已。归纳一下有关史料，历代对《三国志》这一“差评”的非议，名为分析原因（“原因说”），实则追查动机（“动机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二十四史全译·魏书》第2册，页784）

二、“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男子剃发之刑），……”（《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3册，页1823）

三、“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又轻寿。……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同上）

四、“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同上）

正因以上诸般，房玄龄主持编纂的《晋书》，才如此断言：“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同上）

这四条，一条出之《魏书》，三条出之《晋书》。三条与诸葛亮及其子有关，一条显见为指责陈寿的史德。这几条史料往往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陈寿给诸葛亮打“差评”，无非是利用修纂《三国志》之机，对诸葛亮挟私报复、刻意丑化或蓄意抹黑。特别是第四条产生的效果更恶劣：陈寿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拿了好处就妙笔生花；没有好处就不给立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人为诸葛立传，怎么可能公正？甚至由此得出结论，所谓良史不过秽史，所谓信史不过伪史，从而就可从整体上否定《三国志》。然而，这些史料无论“原因说”还是“动机论”，都属揣测、猜度、臆想之类，其中的史据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主观臆断。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都是诛心之论。这几条史料虽然其来有自，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在浩瀚的史籍中，并不为多数史家所采信，只有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己引用过这种说法。相反，这些记述，曾经遭到历代史家的批驳。

崔浩是北魏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对北魏统一北方做出过重要贡献。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曾将此人与韩信、诸葛亮相提并论。（《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页783）南宋著名学者陈亮谓此人“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虽子房（张良）无以远过也……”（《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页79）正是这个崔浩指出，陈寿作为诸葛亮的旧部，他在撰写《三国志》时，不但没有对不起诸葛亮，而且有溢美过誉之嫌，说陈寿对诸葛挟恨报复，是不符合事实的（“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崔浩本人作为名重当时的军事家，对军事战略有充分的发言权，他认为，《三国志》关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说法并非“差评”。他对诸葛亮的军事实践作出了深入分析，这些分析倘译成今文，篇幅过长，好在原文用语精警，文字典雅，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见《二十四史全译·魏书》，页784-785）：

亮既据蜀，恃山险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返；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

诸葛亮据蜀伐魏的失败过程，恰恰说明《三国志》对其作出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结论并非“差评”。

唐初著名文学家、《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约650-约676），写过一篇《三国论》，他从军事指挥的角度论证了关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一评价的客观性。他对诸葛亮出山后参与的一场重要战役分析道：“以先主（刘备）之宽仁得众，张飞、关羽万人之敌，诸葛孔明，管乐之俦，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几有济矣！”（《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159）建安十三年（208），刘备的十万人马，在五千曹军的追杀之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王勃的质疑是，“于时诸葛，适在军中。向令帷幄有谋，军容宿练，……曹悬兵数千，夜行三百。辎重不相继，声援不相闻，可不一战而擒也？坐以十万之众，而无一矢之备，何异驱犬羊之群，饵豺虎之口！”（同上书，页160）王勃最后指出：“故知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斯言近矣。”明确肯定了《三国志》的评价是正确的。

赵翼（1727-1814）是清代乾隆年间颇有声望的史学家。他也认为，房玄龄对陈寿的批评是不公道的，并在《陈寿论诸葛亮》（《二十二史札记》卷六）一文中作了直言不讳地反驳：

《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

在他看来，一个卓有贡献的历史人物，不必在任何方面同样杰出，指出历史人物在某一方面的不足不等于对这一人物的全面否定。在诸葛亮问题上，陈寿的史笔是客观公正的，求全责备，以偏概全，都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要求。

清嘉庆年间的学者潘眉（1771-1841）就《晋书》关于陈寿向丁家索贿，为其父立传的记载进行了澄清，他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实之词：“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曹操之子曹植），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史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清·《三国志考证》卷五）何况“文帝（曹丕）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就是说，在曹魏政权之下，二丁职务不高，功绩不彰，又试图利用丕、植争储之机捞取好处，本来就是曹魏政权的罪人，根本没有立传的资格。何况曹丕接了王位不久，就杀了丁仪、丁廙并一家男性，陈寿也根本没有向其后代索贿的任何可能！《晋书》捏造了这则假史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