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词之起源问题，古代的传统说法是词源于诗，是诗歌的一种变体，如胡仔说：“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宋），则尽为此体。”（《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也有人认为词是从乐府诗里变化出来的，如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卷一四O）正因为如此，词又被称为“诗余”。

自近代以来，随着民间俗文学的价值受到重视，产生了词起源于民间的新说法。词不但具有长短句的形式，而且是合乐的，是“倚声填词”的，其所依之声乃隋、唐以来之燕乐新曲。就音乐而言，秦以前用的是雅乐，汉魏六朝乐府用清乐，在隋唐统一中国后，将胡部乐和中原乐结合起来，成为当时的新乐——燕乐。词是伴随着燕乐的流行而产生的，《旧唐书·音乐志》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指外来乐曲，里巷即民间流行的乐曲，歌者综合运用这些乐曲制成新声，足以说明词之音乐有来源于民间的成分。

词是唐代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最初是唐代音乐的产物。20世纪初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证明词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可能是盛唐作品，那么在此之前必已有相当长的酝酿过程，由此可推断民间曲子词大约出现于唐高宗时。盛唐时期，文人开始作长短句词，但保留下来的不多，早期的文人词多出自中唐，故词产生于初盛唐，中唐以后方开始流行起来。

一、敦煌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反映了早期民间词所特有的思想感情与素朴风格，富于生活气息。例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抛球乐》）

霏霏点点回塘雨，双双只只鸳鸯语。灼灼野花香，依依金柳黄。 盈盈江上女，两两溪边舞。皎皎绮罗光，轻轻云粉妆。（《菩萨蛮》）

第一首《菩萨蛮》一连展开六种比喻，全用民间成语中认为不可能的事，很像汉乐府《上邪》情侣的信誓而造意更为新奇。但《上邪》是一位女子对“君”剖自心迹，此词中的誓言发自男方抑或女方，却任人想象，因而更见灵动活泼。不言而喻，此词的抒情主人公是在两情最为浓烈与炽热的欢娱之际向对方陈词的。发愿于“枕前”，表明他们是已结连理的伉俪。而所发誓愿多达“干般”，则见出主人公发愿时为激情所驱滔滔不能自已，作者再现于笔端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片言只语罢了。他（她）时而指譬日月星辰（“自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三更见日头”），时而引喻河流山川（“青山烂”、“黄河枯”），时而又从生活中信手拈来实例（“水面上秤锤浮”），而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绝无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借以比况拳拳爱心韵坚贞不渝，是极为确切而又富于联想的。作者省略了比喻之词，而直接托出喻体，一气排开，直贯到底，不稍停顿，使人于目不暇接之际留下鲜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敦煌曲子词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为唐代歌伎所作，体现了女性词的审美特质。与《抛球乐》相似的《望江南》也刻画的是被情人玩弄后遭到抛弃的女性：“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虽写妓情，却丝毫没有一点的风尘鄙俗做作，相反让人体验到的是一种浸透在词中的真挚纯朴的情意。尤为可贵的是，她们以最真诚质拙的语言，颠覆了那些男子假借妇女口吻而叙写女性情思的不真实的谎言。如《望江南》中责骂男子为“负心人”，《抛球乐》中“少年公子负恩多”及“奠把真心过与他”，这些女性词中对男子“负心”、“负恩”的大胆泼辣的指责，与男性词中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第二首《菩萨蛮》描摩江畔舞蹈，明媚春光与姑娘们的美丽相映发。连用十组叠字，既典雅，又通俗；对仗工整而不嫌板滞，抑扬婉转、轻松明快，带有浓厚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纤巧与朴拙并见一篇之中，这正是敦煌曲子词的一个突出特点。总之，敦煌曲子词中的优秀作品总是想象丰富，比喻贴切，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通俗易懂，与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颇多共同处，所不同的是在格调方面已明显看出近体诗的影响。

二、文人词

随着词体在民间的兴起，开始出现受民歌影响的诗人创作的文人词。从宋代黄昇到近人王国维，不少词学大家都推尊李白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然两词果出于太白否，甚难断定。除了作者之争外，两小令以自然之语言唱叹出普天下人共通之情感，确为千古绝唱：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菩萨蛮》）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中唐文人以其敏感和热情开始了对新形式的尝试，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唐文人词主要是汲取民间词的表现形式来从事创作，形式比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题材也较为广泛。例如：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膏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父》）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韦应物《调笑令》）

《渔父》词是张志和大历八年（773）在湖州与人唱和时的作品，当是采用民间流行的曲调。张志和的《渔父》词传世的共有5首，而以此词的清新质朴最为脍炙人口。作者寄情于景来抒写文人的淡怀逸致，藉渔父寄托自己的情怀，把江南的渔人生活和水乡风光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带有清高脱俗的隐逸风调。

中唐文人词中已经出现了对于人生和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之作，这表明文人运用这种韵文新体裁已经得心应手。韦应物的《调笑令》就是借胡马而活画了人类的生存境遇。没有经过本人允许，也没有跟本人商量，人就被“远放”入了这个喧嚣的世界。每个人进入这个世界都是被动的，而非出自自己的选择。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这些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困惑着全人类。人类感到很迷茫。就像在茫茫沙漠里的这匹健壮丽年青的胡马，东望西望，无路可走。东南西北都是沙海，胡马只有“跑沙跑雪独嘶”，以此来发泄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以此来表现自己对这不能自由选择的命运的反抗。尽管如此，反抗是徒劳的，黄昏来临了，四周仍是无穷无尽的沙海，胡马仍处在那孤独无助、迷惘的境地，生命也就这样走到了的尽头。这也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

中唐时期写词较多的诗人是自居易和刘禹锡，二人皆留意民间歌曲，作品的民歌风味也更为明显。如他们两人喝和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自居易）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襄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刘禹锡）

中唐诗人刘、白并称，因其接近民众，故对新兴歌曲也最易接受丽乐为加工。二人在倚声填词方面亦能相互切磋，这些唱和说明填词的风气在文人中已相当流行了。上引二词写出了江南风景的绚丽和迷人，刘作已不再咏调名本意，女性和闺阁的气质更加突出，比白词在意境上更加词化，透露了词在文人手中自觉而迅速演进的痕迹。

况周颐说：“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梳，与其诗不甚相远也。”（《蕙风词话》卷二）中唐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此时尚无专门从事词创作的作者，文人还较多地以写诗的手法作词，他们的词大多仍带有绝旬风格，词与诗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如刘禹锡的《竹枝》甚至也可视为七言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