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演义小说和戏曲的影响，很多人以为，明朝开国第一文臣是刘伯温。

的确，刘伯温算是很牛叉的一个人，并且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立过不少汗马功劳。

但很可惜，明太祖朱元璋所册封的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并不是刘伯温，而是李善长。

我觉得，李善长的才能是远不能和刘伯温相比的。

很简单的例子，刘伯温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十二岁就考中了秀才。本来，刘伯温十六七岁时，就具备了考取举人的才力，但当时元朝有规定，所有考生必须到二十五岁才可以参加乡试，所以，刘伯温只好游访寻找《六甲天书》、《奇门遁甲》等书，将精力投放其中，以打发时光，耐心等待二十五岁的到来。但等好几年，在二十二岁那年，实在等不了了，就作弊，虚报了岁数，自称已到了二十五岁，参加乡试，果然一举考取了举人，改年，参加会试，又考中了进士。可以说，刘伯温是元朝最年轻的举人、最年轻的进士。

而李善长虽然“少读书”，但也不过是个乡野间的小知识分子而已。

当然，学历并不完全代表才华和学历。

如“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文长（另两人是解缙、杨慎），身上也没有什么功名，但书法、绘画、文采以及军事谋略都是超一流水准。

但李善长的学历是基本可以和他的能力对等。

再举个例子。

龙凤大年(1366年)闰五月，陈友谅一方面约张士诚夹击应天，另一方面自己亲率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东下。

值此危难关头，诸将惶惑，束手无策。

刘伯温却胸有成竹，劝朱元璋“伏兵邀取之”，并在此基础上，献上康茂才诈降诱敌的妙计。

当时的李善长一脸懵逼，恨不得拉着朱元璋的衣角，愣愣追问：“方以寇来为忧，何为更诱致之？”

朱元璋不得不耐心向其解释：“使二虏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虏，则东寇胆落矣。”

刘伯温以康茂才诈降诱敌，是想提前结束与陈友谅之间的决战，如此简单的战略思想，李善长却如此大惑不解，可知其才学贫乏到了何种地步。

再比如，龙凤十二年七月，朱元璋准备要猛力攻灭张士诚了，李善长却摆出一副后世诸葛亮的架势前来强劝，说：“（张士诚）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猝拔，宜俟隙而动。”

面对如此浅薄无知的下属，朱元璋忍不住啐骂道：“彼疆域日蹙，长准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

我们看《三国演义》，鲁肃过江来索还荆州，刘备只管不断向诸葛亮求教：“子敬此来何意”、“何以答之”、“此是何意”、“如之奈何”。而周瑜设假道收荆之计，“孔明大笑曰：‘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又一再追问“此是何意”、“又问如何”。

但到了朱元璋和李善长这里，情形反而倒了过来，让人忍俊不禁。

说到了这里，问题来了，李善长既然如此不济，刘伯温却又如此高明，为什么第一文臣却是李善长而不是刘伯温？

有三个地方，刘伯温是比不了李善长的。

一、朱元璋有着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认为那些同自己有着乡里、宗族关系的淮西将臣，才是最可靠的心腹骨干。刘伯温是浙东人士，而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同乡。

二、李善长从龙时间很早，是朱元璋手下骨灰级的追随者。李善长四十岁那年，刘福通发动了农民大起义。李善长闻风而动，很想在乱世中捞一把，前去投奔，但没有和刘的队伍接洽上，遂“携幼子避地池阳(滁州)”。至正十四年(1354 年)春夏间，朱元璋带兵攻打滁州，李善长穿上一身崭新的儒士袍服，飘飘若仙，在道旁求见。朱元璋一下子被他的隐士造型所吸引，就勒马询以平定天下之策。李善长摇头晃脑，劝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过人之见，但当时的朱元璋读得书少，身边也没什么文士，就点头称“善”，命他为掌书记。话说回来，李善长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到了朱元璋身边，就替朱元璋打理了大部分的后勤事务。相比之下，刘伯温是龙凤四年（1538年）朱元璋攻打处州时才和朱元璋相识的。当时，朱元璋在宋濂的推荐下派人去请刘伯温。刘伯温一时还看不出朱元璋的王者之相，匆匆一晤便告辞而去。而等元朝濒临灭亡，各路势力已逐渐消亡，才在处州总制官孙炎的劝说下重新投入朱元璋帐下。

三、与刘伯温的“先辞后投”不同，李善长对朱元璋，那是“从一而终”，跟随朱元璋下滁州、和州，进克太平、应天，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滁州，郭子兴一度想将李善长调入元帅府做自己的助手，李善长向朱元璋哭诉，朱元璋无可奈何地叹：“主师之命，弗可违也!”但李善长还是坚辞弗就，表现了对朱元璋的忠心。不难看出，从龙过程中，李善长表现出来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刘伯温。

鉴于以上几点，朱元璋明明知道李善长“无汗马劳”，还是以“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为由，于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授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大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获封公的，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李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世人也因此赞誉李善长为“明朝的萧何”。

世上称李善长为“明朝的萧何”，而朱元璋也亲自说过刘伯温为“吾之子房”，把刘伯温说成是自己的张良。

并且，曾在洪武元年(1368 年)五月，朱元璋前往汴梁( 今河南开封)部署攻取大都(今北京)的作战行动，特意留刘伯温和李善长共同管理应天，“切听便宜行事”。

由此可见，刘伯温在朱元璋心中的位置一度与李善长相当。

但是，这次留守应天，刘伯温却与李善长结下了梁子。

当时的刘伯温授御史中丞职务，意气风发，听说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有贪纵之罪，便兴冲冲地进行严办。

李彬是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的私人，李善长护短，请刘伯温缓治李彬之狱。

刘伯温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借祈雨之机将李彬斩首。

李善长恃宠生娇，容不下这口恶气，恶人先告状，对朱元璋说刘伯温在坛土遗下杀人，是“专恣”，是不敬之举。

前面说过了，刘伯温是浙东人士，朱元璋本来就对淮西集团之外的人不那么看好，经过李善长这么一挑唆，刘伯温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就迅速下滑了。

后来，又发生了刘伯温祈雨不成的事，最终，朱元璋封功臣时，刘伯温仅被封为位列于公、侯之下的伯爵位：诚意伯。

不过，李善长后来因胡惟庸案获罪，身上背上了巨大的污点。因此，明中后期，刘伯温的地位得到提升，被朝廷称为“开国文臣第一”。

在后来的演义小说、评书、戏曲里，刘伯温逐渐被推上神坛，成为了堪与三国谋臣诸葛亮遥想呼应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