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晓松

在我的整个读书生涯中，我对鲁迅先生都充满了尊敬。鲁迅先生的小说应该说是开创了白话文小说创作的主要写作范式，包括用词、语法，以及故事的整体氛围和构架等，这对白话文创作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鲁迅先生后来还专门修了中国小说史，小说史虽然不像其他文化史那么悠久，但鲁迅先生修的小说史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曾经讲过，民国时期众多大师纷纷修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史，包括林先生、梁先生修的建筑史，郑振铎先生修的文学史等，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那一代大师都非常值得纪念。

中国自古有王侯将相史，而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史都是到了民国时期才由这些大师记录下来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的修撰中起了重要作用。

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比他的小说的影响大得多，大家从他杂文的酬金上就能看出来。鲁迅先生当时写杂文的酬金已经到了千字三十大洋，那时候两千大洋就可以买一个四合院，几百大洋就能买一辆车。

据说当年《申报·自由谈》的总经理给鲁迅签付款单的时候，手都直哆嗦，这应该算是当时中国最贵的稿费了。

可见在任何时代，这种紧贴时代的充满战斗性、时政性的文章都是最值钱的。但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鲁迅先生的那些小说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东西还没有把真相揭露出来，很多东西也没有真正地沉淀下去，所以时政性的杂文通常都会有很多偏激的地方，鲁迅先生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笔战。

当时鲁迅先生千字三十大洋，而且还有两份教授的工作，大家知道，教授那时候挣钱非常多，一个月三四百大洋，百倍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所以鲁迅先生当时很有钱，于是就经常招左翼作家骂。

可以说鲁迅先生当时四面都是敌人，他单枪匹马孤身战斗，不断地骂右派，还骂那些海归大知识分子。

大家知道，鲁迅当年曾留学日本，但在民国时期留日和留苏的通常不被认为是海归大知识分子。可能因为当时中国留日、留苏的人太多，也可能是因为日本和苏联学校的质量比较差，很多学校都是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

鲁迅痛骂各种海归，比如说，他痛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现在大家再回头看《鲁迅全集》里的杂文就会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是非常好的战斗檄文，那些文章不单是针对当时的时政，很多都对我们这个民族有很深刻的反省，但是这种反省有时候也会过头，也会偏激。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鲁迅先生的作品，不能光看我们语文课本中收录的文章，可以把《鲁迅全集》拿出来，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