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的政治动乱，造成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唐朝廷平息动乱，但是此时已经表明唐朝由盛世步入衰弱的时期。正如北宋时期历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记载：“（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写道：“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另一方，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宦官深得帝王的恩宠逐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唐朝后期，宦官掌握了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是宦官政权。”唐朝后期的宦官集团与士族集团（包括贵族在内）的之间的政权争夺，生活腐朽堕落，而老百姓民不聊生，被逼迫到死亡线上，引起社会生活的大动荡。各地纷纷举行起义来推翻唐朝廷，如历史著名“黄巢起义”。摇摇欲坠的唐朝廷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加速了崩溃。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各地割据势力纷纷乘机混战掠夺地方势力范围，各霸一方。前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还又环绕着中原地区先后建立十个小国：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自此，统一中国又一次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公元907年——960年）。

在“五代十国”时期，虽处于分裂割据时期，但统治体制基本沿袭了唐制，服饰色彩的使用规定也与唐朝时期大体类同并有所变化。如历史文献《资治通鉴》《后晋纪》记载：“公服常服亦沿用唐制……后晋天福四年正旦朝会，皇帝冠乌纱巾，服赭黄袍。”说明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五色说”中“黄色”象征中央，皇权的意念在继续延续和发展。宋朝小说《幙府燕闲录》记载:“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潜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辽史–仪卫志—舆服》记载：“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绛，常服用宇文制，以紫、绯、绿、碧分品秩。五代颇以常服代朝服。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从上述文献、小说记载较为清楚地说明“五代十国时期”官服色彩等级制度。黄色是帝皇的专用色，而紫、绯、绿、碧等色彩是官员的服饰色彩。南唐朝大臣韩熙载在江南织造轻纱帽，称为“韩君轻格”。这种轻纱帽频频出现在五代著名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大作《韩熙载夜宴图》之中。这幅画卷生动地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朝廷官场中的现实生活与色彩，展现了南唐时期官僚生活的夜宴场景。如图中的人物带着黑色“韩君轻格”，配深、浅色的官服；而贵妇人身着红、绿、青等色的襦裙，色彩绚丽相互穿插，并运用黑、白色起到调和增强对比的作用。整个画面用色不多，对比又有呼应，显得丰富而统一，服饰简洁严整，非常洒脱。歌姬们身着各色冷暖的粉色系列窄袖襦裙，沉醉在迷人的声乐之中。后唐同光年间，流行一种名为“拂拂娇”裙子。传说后唐帝王看见晚霞云彩可爱，下诏书，命染坊染色如彩霞般色彩的丝绸，分赐于宫中嫔妃。后来成为民间争相流行的彩裙。宋朝文人陶谷的《清异录–衣服》中有记载：“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兴平阁，见霞彩可人，命染院作霞样纱，作千摺裙，分赐宫嬪。是后民间尚之，竞为彩裙，号拂拂娇。”五代时期，妇女在发饰上也追求时尚，如后蜀国孟昶末年，妇人发型追求“高髻”发饰，名为“朝天髻”。这种发型在五代时期莫高窟壁画的供养人中就有梳“高髻”的发饰，山西太原晋祠泥塑，也有梳的朝天髻的彩绘泥塑像。南唐国后主李煜的发妻昭惠后周娥皇，也非常喜欢梳高髻，饰首翘鬓朵。史书上有记载，称南唐国昭惠后“有国色”，不但有才华，人还长得美。喜穿碧色衣服，尤其喜欢一种叫“天水碧”的颜色。南宋时期文学家陆游在《南唐书》中有记载：“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也写道：“南唐国主李煜时，宫女收露水染碧，织成衣服颜色特别鲜明，成为天水碧”。上述文献说明五代十国时期在服饰色彩方面有其特有的风格，服饰渐趋淡雅、俏丽方面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不稳定社会生活。但是处于西北地区的敦煌还是一片和睦安宁的生活景象。五代时期的洞窟大多是改建、重绘的前朝窟室，主要是佛坛窟和殿堂窟，现存的洞窟54个。从晚唐到五代期间，世族豪门先后修建了一些大窟，供养人画像在这个时期出现较多，内容也很丰富。塑像制作和壁画技法基本沿袭晚唐的风格。例如，第61窟于闻公主供养图，色彩延续唐朝的风格，略有变化，色彩搭配比较明快，大面积的石绿与红、土黄、褐色形成对比，公主黑色“高髻”给予整个画面起到统一调和的作用。此外，自隋唐时期起，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佛教密宗也随之深入内地。五代时期莫高窟壁画中出了许多密宗菩萨、明王说法图。“佛教密宗的内容与中国传统的道术、儒术和民间巫术有许多相通的，它在中国的流传，带有强烈的本地色彩。”例如，第36窟的梵天与天女，榆林第19窟文殊变之伎乐和莫高窟146窟外道女。这些洞窟壁画的色彩都以石绿色为主色调，与红、土黄、棕色、蓝色作整体或局部的色彩对比，黑色和深棕色作为调和色处理。色调总体给予明快的色彩视觉。由于受到割据、战乱政治动荡的影响，壁画艺术出现缺少个性特点，带有程式化趋势，但色彩的运用却格外鲜艳明亮，说明人们希望早日结束社会分裂的局面，渴望安定的大统一。

五代时期的中国传统绘画水平有突破性的发展，山水画有荆浩、关同、董源和巨然四大名家。荆浩、关同是北方人，以水墨作为绘画的表现手法，善于描绘崇山峻岭的北国风光。荆浩认真总结唐朝时期山水画家的检验和成就，取其之长，为我所用。他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荣有墨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董源和巨然是南唐人，则善于表现拥翠浮风的江南景色，也是以水墨为表现的主要手段。董源和巨然两人是五代至北宋期间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在花鸟画上形成最早的两大主要流派：徐熙的“没骨画法”和黄荃的“勾勒画法”。徐熙在绘画中运用粗笔浓墨，简洁描绘枝叶萼蕊，适量地运用色彩；给予色不碍墨，不掩笔迹的色彩视觉，人称"落墨花"。黄荃的作品多数是描绘宫廷中的异卉珍禽，勾勒精细，画花浓丽工致，似乎看不见笔迹，以后称为“工笔画”。因此在中国绘画史有“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评说，”成为以后中国传统花鸟画发展成为“写意”和“工笔”两大派别的基础。

综上所述唐朝时期的色彩文化，正是唐朝强盛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和劳动人民智慧结晶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反映，特别是表现在壁画、服饰、丝绸织品、唐三彩手工艺品、以及传统绘画，文化艺术处于百花争艳空前繁荣的景象。同时反映出佛教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唐朝时期的色彩文化是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历史的发展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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