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玺，男，1949年10月10日生，汉族，河北省辛集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 道光卷》。

谢兴尧先生

谢兴尧先生并不认同。他说：“孝拱虽狂傲，当不至悖逆至此。斥其父不通或有之，若对其父木主施以夏楚，则绝无是理。”遗憾的是，这仅是谢先生的主观推断，并未提出任何史料根据。然而，冒广生先生在其《孽海花闲话》中说，虽然“龚（孝拱）敲其父神主，未知有无，惟为其母作行状，状中极言自古母之慈者，无过其母，父之恶者，亦无过其父，则事实也”。他还特别言之凿凿地强调说，这是其“外祖周季况先生，曾亲见之”。马叙伦在《龚孝拱遗著》中也记载说：“孝拱之祖父为段懋堂女夫，而孝拱直斥懋堂《说文注》，不逊也。”由此看来，有关龚孝拱悖逆父子之伦的记载，似乎确有其可信之处。

于此，邓实先生则是另有其独到之见解。他认为，龚孝拱对于先父文集的删改，就学问、学术而言，是恰当而必要的。他说，“世人每以孝珙为荒谬好改其先集，又尝谓其祖不通，父半通，”因此而讥责龚孝拱悖逆不道。其实，此说大可商榷。就一般情况而言，即使是“寻常人于朋友遗稿，尚不稍下朱墨，而况于父子之尊乎?”龚孝拱对父亲遗稿文集的“删定”，

虽“可谓过严矣”，但龚孝拱“诚聪明绝特有识见人也”，于古文六经，精谙纯绝，故“其所改，实有过于其父者”

但龚孝拱却于临死之前，尽“出所爱碑本，其值五百金者，碎剪之，无一字完”这一说法，出于龚孝拱好友王韬的《淞滨琐话》，本应是极其可靠而可信的。但是，如果从人之常情、常理方面去揣度推断，笔者似乎更认同陈乃乾的解释。他说：“《淞滨琐话》所记孝拱剪碎碑本，值五百金者，与真相略有不符，亦非发狂疾也”。实际上，龚孝拱于古籀文的研究，及写定六经等，皆是“致力甚深，欲有所撰著，恐摹写失真，遂以钟鼎文原拓本，及木刻薛氏、阮氏诸书，剪入自己稿本中”。现今有其手稿数册，藏于“杭州高野侯家，可证也。其所欲撰著者，体例略如《说文古籀补》”，只可惜“未能成书”。其实，龚孝拱对于自己“所藏碑贴，敞帚自珍”，是颇为珍爱的，临死前决不可能将其彻底毁坏。

一个突出的事例即是，龚孝拱曾“因计较价值，且不惜与二十余年来平生第一知己赵烈文绝交，安肯剪弃乎？况遗物流传，皆可踪迹也。”陈乃乾先生的这一解释，决非主观臆断，有诸史料记载可佐证龚孝拱确有以金石碑帖以证他书之误的习惯。其一，马叙伦在《石屋余渖》中说，龚孝拱对许慎所作《说文解字》的批评，虽“多向壁虚造”，即使是“偶有所中，亦不尽粹”，但是，龚孝拱“室中古今石罗列，其所著《理董许书》”，的确是“据古金石契文以正《说文》之篆，故每言篆误”。其二，黄节也说，龚孝拱往往以“后出之金石陶器文字”，“以订许君（许慎）之误。”其三，龚孝拱致赵烈文也说，其所“写定六书”，是“泝沿石刻，颇极搜罗，遂有著录，多发前人所不及”。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周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