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为撇，凰为捺：

一次中国当代诗歌的跨文化飞行

对欧阳江河《凤凰》英译者温侯廷的访谈

An Interview with Austin Woerner on Translation of Ouyang Jianghe's Phoenix

温侯廷 王岫庐

本次访谈以欧阳江河《凤凰》之英译为主题，邀请英译者温侯廷讲述他翻译《凤凰》长诗的始末，尤其重点探讨译者与作者的合作如何影响诗歌翻译中的决策；并据此从文学的角度，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翻译需要考虑的策略与方法。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势头展开，在系统的规划、组织和支持下，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输出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文学作品翻译承载着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建构中华文明形象的重要使命，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备受关注的往往是作品的内容或思想性，相比之下，对文学性的思考则略显不足。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Michael Duke）曾评论说：“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仍然局限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了西方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所说的一种历史性文献”（1990: 218）。如果在翻译时只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待中国文学作品，那么这些翻译也只能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好奇心。必须看到，文学作品在思想性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性，对语言艺术本身的探究和尝试，可以激发文学深处隐性的力量。从文字和文学本身出发对翻译策略进行思考，是当代文学外译中目前较为薄弱的一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国著名翻译家、教育家陆谷孙教授曾经将翻译比作一场“飞越”，从一种文字出发，“抵达”另一种文字的彼岸。“桥梁”是一个常见的关于翻译的隐喻，人们习惯认为翻译是架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桥。可是事实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有可能大异其趣，其各自的奥秘“远离桥的两边，深埋在内陆腹地”（陆谷孙, 2016）。与其把翻译看作桥梁，不如把它看作是一次飞行。显然，这飞行想要成功，需要适宜的天气条件，也少不了飞行员过硬的飞行技术和丰富的飞行经验。在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好气候下，如何从文字和文学本身的特点去思考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成为亟待反思的译学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外译中，有一群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年轻的英语母语译者。他们往往带着个人的兴趣，尤其是对中国文字和文学本身的兴趣，学习中文，尝试翻译。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越翻译越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也越热情投入这项工作。本文的访谈对象温侯廷（Austin Woerner）就是这样一位译者。他曾在耶鲁大学东亚系学习中文，为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语言折服，并因而走上翻译的道路。温侯廷翻译了欧阳江河两本诗集《重影》（Doubled Shadows，2012）以及《凤凰》（Phoenix，2014），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当代先锋派诗歌打开了一扇重要窗口。

在访谈中，温侯廷详细介绍了他翻译欧阳江河最新长诗《凤凰》的过程，尤其是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诗歌翻译中的挑战及对策。下文以“王”指代访谈人王岫庐，“温”指代访谈嘉宾温侯廷。

温侯廷夫妇与王岫庐

（温侯廷中，王岫庐右一）

访谈

欧阳江河《凤凰》之英译

■王岫庐 VS温侯延

王岫庐

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过去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讨论关于当代中国诗歌翻译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我们今天会讨论你对欧阳江河《凤凰》一诗的翻译。在我们谈这首长诗之前，你是否愿意和我们先分享一下学习中文的经历，尤其是你学习翻译的过程？

温侯延

我很乐意。我对中文的兴趣，并非源于某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小时候我一点中文也不会讲，我之所以对中文感兴趣，一开始是因为人们说中文很难，而我热衷于挑战。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超级喜欢语言。那时候我学习了拉丁语、德语，我还尝试自己发明语言。后来，我在一个暑期学校开始学习中文，发现中文确实跟英语一点都不像，而且非常难学。坚持下去之后，我逐渐发现了汉语的文字之美。在耶鲁学中文的时候，我的老师苏炜会跟我说一些成语故事，比如“相濡以沫”“沧海桑田”。我还记得有一个是说一个女人很美，美到鸟都会从天上落下，鱼都会沉下海底。

王岫庐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温侯延

对！我学会了很多很有趣的成语，每个字都有特别的意蕴。这让我看到中文有很多表达意义的方法，此后我就开始对文学翻译感兴趣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并没有很明确的印象，我开始做翻译，是因为我的老师苏炜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我就开始尝试翻译他的小说。

王岫庐

那么，你是通过翻译逐渐加深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是吗？耶鲁大学有没有开设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课程？

温侯延

我在耶鲁的时候上过几门中国文学的课程，但我当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并没有具体概念。美国大学的中文课程中最多的是中国古典诗歌。

王岫庐

欧阳江河是中国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相当大。听说你对欧阳的翻译起源于一个特别的项目？

温侯延

是的，欧阳的翻译源自一个作家营的项目。这个作家营在美国佛蒙特（Vermont），译者和作者互相交流，一起翻译。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以前读过我翻译的李贺的诗，很喜欢，于是介绍我参加了这个活动，翻译欧阳江河的作品。她把欧阳比作是当代的李贺，两人的诗都一样奇特难懂，一样几乎没法翻译。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挑战，我和欧阳江河在北京合作了两个星期，后来在佛蒙特相处了两星期。

王岫庐

你在和欧阳合作之前，对他的诗歌和风格特点了解吗？

温侯延

老实说，在翻译欧阳之前，我并不了解他的诗。他的作品和我本人一贯喜爱的那种澄澈透明的诗风完全不一样。欧阳的诗歌的核心并非故事或人物，而是语词，是语词的游戏、语词间的联系。我想，要翻译好他的诗歌，我必须学习那种风格。为此，我大量阅读了华莱士·史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的诗歌，他是欧阳钟爱的英语诗人。在动笔翻译之前，我尝试学习用史蒂文森的风格去写诗。虽然如今看来，当时写的那些诗都并不高明，但写作是我翻译的准备。我必须首先弄明白欧阳江河的诗歌风格，在英文里读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才可以动笔翻译。

王岫庐

通过阅读与欧阳风格相似的英语诗作，并模仿那样的风格写作，从而进入最佳的翻译状态，这个做法听上去真的非常美妙。我知道，你和欧阳本人也有比较长时间的直接交流和沟通，这对于你理解他的诗歌主张有帮助吗？

温侯延

在北京的时候，欧阳曾和我一起一行一行地阅读他的诗歌。有时候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例如有一句：“飞起来，飞起来，该多好，但飞起来的并非都举着杯子”。我不理解这里的“杯子”应该是怎样的杯子。在英语中，有很多表达杯子的单词。所以我就问欧阳。他的回答是：“你就把杯子这个单词翻译出来。”但是我告诉他，我必须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写，才能翻译出你预期的效果。作为译者，我的工作就是画一幅画，描绘出作者希望描绘的风景。在这幅画中有一片森林，还有一条树丛里露出的尾巴。作为译者，我必须知道是什么动物藏在树后，因为有太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尾巴了。欧阳拿起我的画笔，在纸上画出一条尾巴，又立刻在上面画了一条不一样的尾巴，随即又画了一条，最后在所有的尾巴上面打上一个巨大的“×”。他说：“这就是我想画的尾巴。”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转折点，让我明白应该如何接近他的诗歌。欧阳江河希望他的诗创造尽可能多的意义和不同的理解，而我在译文中的目标也是如此。我希望英语译文也可以让读者想到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也许译文读者想象的和中国读者所想象的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创造性的想象，这种每个人都像照镜子一样在诗歌中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的主动性，就是诗歌的精华所在。

王岫庐

这个关于“尾巴”的讨论，是关于欧阳诗学理念和你本人的翻译理念的精妙阐述。你的翻译过程非常有意思，能够和原作者直接合作，这似乎是每个译者都希望有的机会。你认为这个合作方式对你的翻译有建设性的影响吗？

温侯延

大部分是，但并非百分之一百。一开始，我觉得能跟作者一起工作很好，这样我就能够知道作者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在翻译的时候就能够翻译出作者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而不只是字面上的意义。对于翻译欧阳江河的作品来说，这就更重要了，因为欧阳是后朦胧派诗人，我们很难洞察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能够直接与他对话，了解他独创的诗意，对翻译非常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学和翻译实践，我目前对与作家合作的翻译模式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思。这里有个哲理性的问题：什么是真正好的翻译？它是要完整地反映作者原本的所有意图吗？还是要关注读者的反应？如果这两个因素都需要考虑，哪个比较重要？放在以前，我一定会认为反映作者的意图更重要，但现在我不太确定。

王岫庐

这的确是翻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中，讨论过翻译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后来翻译研究者们对这两种翻译的讨论，更多地从文化、诗学和政治权力的层面展开，因此多少带上了后殖民的色彩。但我感觉，你现在所说的作者意图和读者解释，更加接近施莱尔马赫最初的阐释学立场。作为译者，你希望弄明白意义所在。

温侯延

是的。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重译一次，我的译文会有不同吗？以《凤凰》的译本为例，译文看起来充满了随机的、存在于英语语境的、和中国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事物，读者也许会想，译者为什么会这样翻译？其实，每个语词在读者那里所激发的联想都有所不同。作为译者，我希望可以理解《凤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捕捉欧阳创作这些诗行背后的逻辑，并且根据作者遣词造句的方式，在英文中选择相应的词。这样一来，我所选择的语词并不一定在意义的层面完全和中文原文对等。

王岫庐

这一点特别有意思。你翻译的重点不是字面意思本身，而是这些意义的生产机制。我认为这是诗歌翻译的关键和本质所在，因为诗歌说了什么（what is said）和怎样言说（how it is said）相比，也许后者更为重要。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曾指出，翻译不是比原文低一级的创作，不是单纯为了复制原文，而是要能够和原文相呼应，建立与原文的“关联”，从而成为原文的“来世”。你似乎就在做这样的尝试，运用英语语词间的关联，去再现欧阳江河的意义生产机制。例如《凤凰》第8节有一段诗行，读起来非常晦涩，中文的逻辑也很难看明白，你在翻译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

温侯延

这一段的中文是这样的：“一些我们称之为风花雪月的东西/开始漏水，漏电，/人头税也一点点往下漏，/漏出些手脚，又漏出鱼尾/和屋漏痕，/它们在鸟眼睛里，一点点聚集起来，/形成山河，鸟瞰。”这些句子读起来的确很奇怪。

王岫庐

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我们对水、电、人头税、鱼尾、屋漏痕这些语词的之间的关联也捉摸不清。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瓦解过程，也有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幅融化的、超现实的、令人担忧的图景。

温侯延

欧阳江河写的诗总能引发争论，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意义，这恰是诗的魅力所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译者不能从读者出发来考虑问题。面对这段奇特的诗行，这一连串的名词，我会想作者为什么不选沙拉、火车、星星，而要选择水、电、人头税、鱼尾、屋漏痕？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这些语词如何从“风花雪月”里面“漏”出来? 能够与作者合作翻译的优势在这里凸显出来。译者可以直接了解作者的创作思路。欧阳向我解释，“风花雪月”是个高高在上的意象，而他选择这个成语是对自然景象的暗指。从这个高悬的自然意象中，人造的事物掉落下来。“漏水”“漏电”比较容易理解，“漏税”也是中文中一个常用的搭配，在欧阳看来，“人头税”象征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义务。躲避纳税的方法也就意味着做“手脚”。“手脚”一词承接上文的税，是作为玩弄手段的“手脚”；而衔接下文“鱼尾”，则又是指身体部分的“手脚”。

王岫庐

而“鱼尾”也是多重含义的，不是么？虽然有个“尾”字，但更多会让我们想到衰老，因为眼角会出现“鱼尾纹”。这在英文里面有类似的比喻吗?

温侯延

在英语中，我们叫“鱼尾纹”为crow’s feet，也就是“乌鸦的脚”。

王岫庐

“乌鸦的脚”倒是和上文的“手脚”可以关联起来。

温侯延

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做。这是一首关于《凤凰》的诗，在诗中出现任何一种其他鸟类的意象都必须相当小心。让我解释一下我译文中的选词。水、电的处理比较简单。我分别翻译为water、power。但是如果直译“人头税”和“手脚”，无法让英语读者像中文读者一样产生联想和引申。因此我将它们略作改动，用intelligence、tax dollars和loophole去建立关联。至于“鱼尾”我则采用了意译wrinkle，它和上文的loophole以及下文的ink之间，都有声音的共鸣和衔接。

王岫庐

欧阳江河的书法颇有造诣，他笔下“屋漏痕”的文化含义也非常丰富，出自颜真卿与怀素的对话，特指横直划力匀而藏锋的用笔方法及艺术效果。这个高深的艺术效果翻译为ink是否过于简化？

温侯延

翻译有时候必须失去一些东西。这里欧阳所讨论的，不只是特定的笔法，也是艺术本身。这个逻辑是：从“风花雪月”的自然里，“漏”出了人间的各种“税”“ 手脚”和代表岁月的“鱼尾”，最终到达“屋漏痕”所象征的艺术。我希望再现的，恰是“自然—人世—岁月—艺术”这个整体逻辑，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用ink去象征整个艺术，是可以接受的。并且翻译始终是有得有失的。英语是一词多义的语言。例如power不仅可以指电力，还能指力量，或政治上的权力。intelligence可以是情报，也可以指智慧。这些语词之间的关联所产生的张力使读者获得不同层次的、多样化的意思，就像原文的语词在中国读者的脑海里产生的反应一样。

王岫庐

是的，原诗允许并鼓励多样化的解释，翻译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锚定这些词义，而是要重现语词之间的关联，以及多样化的可能性。

温侯延

有的时候，理解的多样性会受制于语言。例如第4节第8行：“金融的面孔像雪一样落下，/雪踩上去就像人脸在阳光中渐渐融化，渐渐形成寥寂”。这里“金融的面孔像雪一样落下”，说的是不是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张金融的面孔？还是一整张面孔铺天盖地落下来？中文没有明确的复数形式，这两种解读都是可能的。但是英文则不可以，必须在单数和复数中做出选择。

王岫庐

在你的翻译中，你采用了单数，这是为什么？

温侯延

是因为在讨论中，欧阳告诉我那就是一张大脸。放眼整个世界——这个被雪覆盖的世界就是一张金融的面孔。但这不是读者的唯一理解。有时候，我注意到欧阳给我的解释和大多数读者的理解并不相同。

王岫庐

这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问题，谁拥有诗歌意义的最终解释权。你刚刚也提到了译者的职责，它既关乎原作者，也关乎潜在读者，那么它是否还关乎译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也有解释的权力？他是否会有参与创作甚至是表达自己的冲动？

温侯延

关于译者本人的创作灵感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译者和作品的读者一样，都在感受和想象诗歌在头脑中创造的那个真实。我在译文中要表达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学作品在我头脑中创造的“幻想真实”。译者不应该像一个偷渡者、一个间谍，把自己的想法塞进文本，把诗歌颠覆而变成自己的东西。在翻译《凤凰》的时候，我也创造了不少新词。例如翻译第4节中“吸星大法”这个词，我就用拉丁词根拼凑出了个astropiration，翻译第6节的“流水韵”，我也如法炮制了mellifluidities。这些创造源于对原文的理解，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我认为译者必须有这样的创造意识，随时准备突破英语本身能表达的界限，创造新词以更好地解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王岫庐

在跨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疆界时，翻译的确会遇上许多困难。如果某个语词的意义与符号本身绑定，那就几乎是在宣告了翻译的不可能。在欧阳《凤凰》一诗的第一章，有这样的句子：“人写下自己，/凤为撇，凰为捺。” “人”这个字，就恰好是左撇右捺组成的，这个实在没法翻译。另外，该诗中有多处用典以及和欧阳本人其他诗句的互文。作为译者，你是如何处理这些不可译元素的呢？

温侯延

很明显，要翻译“人写下自己，/凤为撇，凰为捺”是不可能的。只有懂“人”这个符号，才真正知道这个句子的意象。同样，典故也不可能都在译诗里体现出来。在译文最后，我附上了注释列表，对部分重要的典故和意象予以说明。这个注释虽然无法涵盖一切，但至少可以触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接近那些无法被翻译本身俘获、但却是原文希望表达的意蕴。

王岫庐

注释在翻译中是个很有趣的问题。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等学者曾经借用人类学“深度描述”的概念，提出过“深度翻译”的说法，认为在翻译中应该对文本中的文化意涵进行详细说明，才能真正让读者了解他者之异。这个做法是否始终合适，我尚有疑虑。目前中文版的《凤凰》一书配上了大量的注释，注释人是北京大学教授吴晓东。他和你一样，与作者本人有非常多的交流。这些注释的确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创作思路和灵感。但是当我在kindle上买下那本诗集后，却相当不喜欢这种阅读体验。当文本和科技结合后，只需轻触屏幕，那些诗句的旁边马上就弹出注释框，告诉你某个词背后的故事。我总是无法抑制触碰屏幕的冲动，大量的注释实在是很分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你对注释的处理。

温侯延

我按文中出现的顺序，将关于背景知识的注释放在诗的最后。我希望读者阅读的时候有流畅的、不受干扰的阅读体验。也许有的地方，读者会停下来问：“这里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更多！”那么他可以自己判断是否想要翻到书背后查注释。我甚至没有在诗中加标记，因为我不想在读者阅读的时候，不断指手画脚，戳着某个词或句子，不停地提醒“喂，瞧过来，这里你还没有看懂，这里还有更多的含义！”

王岫庐

在你的序言里，你曾把诗歌比做“迷宫”。我想，要是在所有的叉路口都插上指路牌，这个迷宫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温侯延

确实如此！因为诗歌的生命其实是体现在读者的想象中的。但是我必须补充一点，作为一个母语不是中文的译者，在探索这个迷宫的时候我需要母语使用者的帮助。无论是作者欧阳江河，还是刘禾教授或其他中国读者，他们总会从那些语词中看出更多有趣的东西，看到原文更多的可能性，给出更有创造力的解释。

王岫庐

翻译研究中，传统的看法是正向翻译（从外语译入母语）的做法更有优势，因为一般译者用母语表达会更自如。你所说的是不同的考虑，你强调的是在理解过程中，母语使用者对语言的敏感也是成功翻译不可或缺的。

温侯延

是的。如果没有与欧阳江河、刘禾的对话，我会需要和更多的中文读者交流，才有可能把握原诗语词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文对我而言始终是一门外语，和母语使用者相比，我的语感还很“幼稚”。目前我在翻译杨健的诗歌，他和欧阳不一样，他的诗歌不玩文字游戏，但有很多乡土文化的元素。有时，我会和我的中国朋友分享和讨论，他们的意见充满了对原文多维度、多角度的解读，有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特定的个人经历和体验都代入理解的过程。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丰富了我的理解，在翻译的时候，就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王岫庐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积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另外你翻译的苏炜的长篇小说《迷谷》（The Invisible Vally）也即将付梓。在你看来，西方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受度如何？

温侯延

我的印象是美国有不少中国典籍的翻译，有很多研究者对这些感兴趣。但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许多读者还是会将它们看作是一把打开现代中国神秘大门的钥匙。人们常常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希望从中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形势。事实上，他们往往会失望，因为其实这些作品并非总是政治寓言。我的希望是，用鲜活的英语去呈现这些作品本身，希望它们能够被当做文学而非资料来阅读。例如《三体》在美国有大量读者和粉丝。我有个朋友是科幻小说迷，他喜欢这本书可不是因为“这部中国科幻小说会告诉我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这本书实在太酷了！”

王岫庐

让文学翻译回归文学的本质，这听起来真是令人期待和向往。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也期待你在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飞行途中，看到更多的风景，经历更多有趣的故事。谢谢！

参考文献

[1] 陆谷孙. 翻译就是一种飞越和抵达[EB/OL].（2016-02-01）[2017-05-28]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2016-02/01/content_23342986.htm.

[2] DUKE M. 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 English Translation[M]// GOLDBLATT H. 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 New York: Sharpe, 1990: 198-227.

■王岫庐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本文来源：《东方翻译》2018年第2期

转自：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