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意孤行朝前走，联合卫、滕、许三小国之君，领着兵马去攻打郑国。郑文公闻报宋国兵马大举掩杀过来，心里倒也并不怎么惧怕，反正有强大的楚国做着自己的靠山，撑着自己的腰杆，宋襄公又能奈我何！

于是，他派遣使节昼夜兼程奔赴楚国求讨救兵，果然请动了楚成王的大驾。楚国雄师浩浩荡荡向北开进，直扑宋国边境，援救落难中的郑国。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愣住了，张开的嘴巴半天也没有合拢，缓过气来方意识到自己捅了马蜂窝，惹了大麻烦，只好急急忙忙从郑国前线撤出自己的部队。

周襄公十四年（前638）十月底，宋军主力返抵宋国本土。可是这时的楚军却不依不饶，仍然在郑国境内向宋国挺进的途中。面对楚军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这一回宋襄公准备豁出去了，决心将楚军拒之于国门以外，以维护国家的最后尊严。为此，他屯驻主力于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等待楚军送上门来。

十一月初一日，得势不饶人、有劲不讲理的楚军开进到了泓水南岸，稍事休整，就开始涉水渡河。这时宋军早已布列好了阵势，长戟在手，弓箭上弦，可以随时主动出击，致人而不致于人。宋国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且宋军已占先机之利的实际情况，建议宋襄公放下君子的架子，做一回小人，把握战机，趁楚军渡河一半时予以打击。但是宋襄公却断然拒绝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呀？当敌人正在过河时打过去，岂非乘人之危，还算得上是讲仁义的军队吗？”结果让楚军全部舒舒服服渡过泓水。

宋军端着君子的架子以礼相待，可楚军却一点儿也不含糊，渡河一毕便转入下一个程序，开始布列阵势，摩拳擦掌。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改弦更张，乘楚军列阵未毕之际发起攻击，以挽狂澜于既倒。这一下宋襄公便不耐烦了，连声责备公孙固：“你这个人真的太不讲道义了，真的太不君子了！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

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一本正经敲击战鼓，与楚军同时发起进攻。可是，这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楚国的兵马张牙舞爪，凶神恶煞，就像大水冲塌堤坝似的直涌过来。宋国讲仁义、道礼信的军队怎么也抵挡不住，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一阵激烈的厮杀下来，弱小的宋军丢盔弃甲、大败亏输。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一个也不曾逃脱，悉数成了楚军的刀下之鬼。只是在公子目夷等人的拼死掩护之下，宋襄公才捡回一条小命，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狼狈不堪地逃窜回都城。宋襄公一手挑起的泓水之战，就这样在滑稽的场景中画上了句号。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目睹丧师辱国的惨象，不免心理失衡，牢骚满腹，异口同声，纷纷埋怨宋襄公顾忌面子、爱惜羽毛，仁义至上、礼信为先而导致损兵折将。可是宋襄公本人却很不服气，还在那里振振有词，替自己的仁道精神、贵族雅量辩解，开脱责任：“用兵打仗嘛，其根本要义是追求仁义、申明礼信，所以，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敌人，不捕捉那些头发花白的中年老兵，不阻厄敌人于险隘使他们行动不便而取胜，不主动攻打那些还没有摆列好阵势的敌人。”

总而言之，一切都要讲究仁义礼信，一切都要做到文质彬彬，可见他本人对贵族精神的崇尚是多么坚定。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宋襄公终因大腿伤势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军礼原则和“不鼓不成列”之类的用兵教条去见他的先公先王了。他那争当诸侯霸主的勃勃雄心、干云豪气，也有如昙花一现，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襄公虽然算不得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风流人物，然而在新旧社会交替中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的以“成列而鼓”为基本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以“诡诈奇谲”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全面崛起；也标志着崇尚贵族精神的宋襄公“君子”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像孙武这类擅长欺诈伎俩的“小人”正日见红火，左右逢源。于是乎，宋襄公作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让后世讥笑了数千年，甚至被现代一位伟人斥为“蠢猪式的仁义”。而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则因其五战入郢大破楚军的业绩和“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功勋，加上撰著兵学圣典《孙子兵法》的豪举而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扬名千秋，笑傲青史。

不过，如果抛开单纯功利得失的因素，从更深的层次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位倒霉蛋宋襄公并不是那么一无可取之处，甚至他也不乏闪光点，令人理解与敬重。

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便可知他这么做，其实并非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正人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基本规则约束的选择。

所谓游戏有规则，道德有底线，在当时，这个规则就是“军礼”，这个底线就是“仁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就是体现军礼文化基本要求的《司马法》所强调的：战争活动的基本宗旨是征伐以讨其不义；用兵打仗应该正而不诈，即在作战方式上“贵偏战而恶诈战”。大家都在战场上充当温文尔雅的君子，做到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玩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等上不得台面的伎俩；战争的程度和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加丧，不困凶”，决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战争的善后要以“服而舍人”为目标，“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让对方有继续操盘的空间。这种军礼传统，曾延续了数百年，这就是《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称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军礼传统的命运亦复如此。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的军礼原则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光荣的礼乐精神在许多人眼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优雅的贵族风度更被不少急功近利的人看作累赘，去之唯恐不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正是这种新旧格局递嬗的关键阶段，在礼义之兵老态龙钟，渐走下坡路之际，诡诈之兵却是呼之欲出，独擅胜场了。

宋襄公的悲剧是在这新旧遽变的大势面前，反应过于迟钝，脑筋太不开窍。换言之，他受礼乐文明熏陶太久，中毒太深，当别人纷纷识时务赶弄新潮的时候，他还要恪守心中的道义，维护贵族的尊严，以泱泱君子之风，与兵者诡道、兵不厌诈的潮流作殊死的抗衡。

宋襄公的行为是悲壮的，但他的结局只能是悲惨的，这叫作形势比人强。不过令人钦佩的是，他本人却并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的后悔，而始终对自己的君子之风、贵族之德怀有自豪之情。在他看来，打败仗是小事，若是为了争一时之胜而使用卑鄙阴损的手段，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才是真正面子与里子都输得精光了。所以，不行仁，最可悲；不守礼，毋宁死。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走向了死亡，同时一道死去的，还有优雅的贵族精神，高尚的君子风尚。

宋襄公泓水之败以及随后的死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深层次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成者王侯败者寇，成了人们衡量价值的基本尺度，所以，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不择一切手段。于是乎，道德失去底线，游戏没了规则，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日长。外国有优雅的骑士精神，有面对面的决斗，在中国有的只是“三十六计”式的暗算，而忘却了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

这种风气的弥漫，原因自然很多，但宋襄公的命运及其影响则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襄公之死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想做君子而不得之人的共同不幸！